是放到专辑里去的一首歌，”莫库里说，“但我马上感觉出歌曲中有某种东西——某种很棒、很强烈、很能传播的流行性。”就像年轻的弗雷德·保萨拉在听过一遍之后，就能在大学钢琴上弹出《四处走动》（I Get Around）和《平装书作家》（Paperback Writer）那样，莫库里在音乐上的天资开始发挥作用。据说，泰勒写完就甩手去滑雪了，走之前跟主唱说：“交给你随便处置。”心想广播电台应该不会播一首叫《收音机粑粑》的歌曲，于是乐队修改了歌曲的标题，但歌词里还是保留了这句童言。“你仔细听，我们唱的其实还是‘收音机粑粑’。”泰勒说。
《作品》专辑里使用了林（Linn）牌电子鼓和合成器，是当时最新潮的技术。《机器（回归人性）》在歌词和音乐上都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主题，歌曲中，传统的鼓声、电吉他声与电子鼓声、费尔莱特合成器的声音穿插抗衡。“我们都太在意新技术了，”罗杰·泰勒承认说，“八十年代的时候，随时都有新机器出来，六个月左右它们就过时了，只能当咖啡桌用。”
同时，新专辑有意识地与《白热空间》的放克和灵魂乐风格保持距离。“《又一个人倒下》让我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们走得太远了，”在一次电台采访中，泰勒说，“现在乐队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也许布莱恩·梅的感触是最深的。他的新作《撕碎它》（Tear It Up）的歌词和歌名一样微妙，梅把上次巡演中现场演出《大屁股妞》时的即兴吉他连复段放进了这首歌里。另一支作品《一锤定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重金属歌曲，探讨社会问题。歌词描绘出梅在孩提时期，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产生过的核毁灭恐惧感。比较不同寻常的是，这次梅和莫库里共同署名了一首抒情歌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Is This the World We Created？），弗雷迪在创作时将它设想为新的十年中堪比《一生挚爱》那样的歌曲。
“录音室里的弗雷迪充满创意和发散思维，”梅解释说，“但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他的巅峰状态只在某个时段涌现，如果能抓到这个状态下的弗雷迪，做一个小时，他绝对是稀世珍宝。然后你会听他说，‘啊，亲爱的你看！我做完了。我得走啦。’你就知道弗雷迪魔法时刻结束了。”
莫库里自己贡献了三首歌。《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专为《新罕布什尔旅馆》电影定制，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强力的节奏驱动感，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原声中常见的励志赞歌风格。《徘徊之人》（Man on the Prowl）本来是一首听过即忘的乡村摇滚，但结尾部分由弗雷德·曼德尔演奏的华彩钢琴是一大亮点。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允许其他音乐人进到录音室，做署名的演奏。“弗雷迪和我都弹了《徘徊之人》，”曼德尔说，“然后弗雷迪对我说：‘要不你接着后面弹吧，摇滚的那段。你弹得比我好。而且，他们都会以为是我弹的，亲爱的！’我无所谓，反正拿钱办事。”
主唱最精彩的创作留给了《艰难人生》（It's a Hard Life），这是一首类似《爱情游戏》《绝代艳后》那样既恢宏壮丽又悠扬动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开头根据鲁杰罗·莱翁卡瓦洛的歌剧《丑角》（Pagliacci ）中一首咏叹调改编而来 [8] 。“这是弗雷迪写过的最美的歌曲之一，”2003年，布莱恩·梅说，“它饱含着发自内心的情感。”梅与莫库里密切合作，两人并肩坐着“花费无数个小时，尽全力把这首歌曲做到最好”。不难看出梅对这首歌曲有多喜爱。莫库里不再吹嘘他的性能力（《持久力》），或是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此刻别让我停下》），而是歌唱着他对真爱的渴望。莫库里从来不会这样承认，“但我相信，世界上几乎所有词曲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梅说，“所有的情感和想法都会悄无声息地蔓延其中，弗雷迪也不例外。”
弗雷德·曼德尔在《收音机嘎嘎》和《一锤定音》中都有演奏，不过在《作品》中，他最历久弥新的贡献在另一首歌曲上。皇后乐队里常年“鸵鸟”状态的约翰·迪肯，又下了一个金蛋。《我要挣脱一切》（“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泰勒开玩笑说）有力地证明了弗雷德·曼德尔的话，“约翰·迪肯是皇后乐队的秘密武器”。就像《又一个人倒下》那样，他又写了一首再简单直白不过的流行歌曲。
迪肯一反常态，让弗雷德·曼德尔用合成器演奏这首歌的乐器独奏部分。“这么做多少有点问题，因为通常只有布莱恩才可以弹独奏部分，”曼德尔回忆道，“但是乐队出去吃晚饭了，所以我就动手了。我没多想，以前跟艾利斯·库柏乐队做专辑的时候也这么操作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好像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事挺大的。”迪肯要求保留这部分合成器的独奏，后来真的留在了成曲中。几年后，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巡演时，在一家乐器商店看到一台新的罗兰德合成器。“它有一个预置按钮，上面写着‘梅的吉他’。我才反应过来，罗兰德公司可能听了《我要挣脱一切》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