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楼薇（Amy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做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为野蛮人，“无耻忘八”，莫明其妙的假学者，信口谈论自己并不懂的理论，尤其是孔子思想更不懂（这话大概是对的），当时政治上的革命分子说话时，口头上时常带外国字，他也觉得令人厌恶。他对那些鼓吹文化革命的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他甚至恭请林琴南到他家一叙，木兰大为欢喜。
曾先生不许曼娘看《新青年》。曼娘在花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
陈独秀把小册子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急进派革命分子的热情，合而为一。他有一套直线的进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大意是：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进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入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吸食鸦片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身上，踏过前进。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出：“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进的那一代抛弃于道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
若说那么极端急进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进。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深入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只有陈独秀教授成了托洛斯基派，在狱中憔悴孤独，苦度时光。
立夫生性就是激进的性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进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根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身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入哪一派。他的本性是，若逢大家都异口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他头脑清楚，有真知灼见，所以不愿接受钱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并不是他个人不喜欢钱玄同，因为钱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这就表明他有接受新的现代思想、事物的无限希望。因为有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杜思退益夫斯基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伟大，钱玄同就立即信而不疑。钱玄同有一点儿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往往使病患者升华而成天才。钱玄同住在大学的宿舍，虽然没有和太太分居，却单独居住，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爱嘻嘻的笑。立夫并不崇拜他，但是喜欢他。
立夫的激进的精神常受木兰和莫愁的抑制。夫妇二人常常在灯光之下谈论这些紧急的问题。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唯一实际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多学一点儿英文，英文可以说是了解这个新世界的一把钥匙。立夫在日本学的英文太糟。他能读英文书，但不能用英文会话，用英文说起话来，他的表达能力还不如他妹妹环儿的一半，环儿可从没到外国去过。
莫愁的普通见识，一直不断的影响立夫。
立夫问：“为什么你反对男女合校？”
莫愁回答说：“因为女孩子不应当受男孩子那样的教育。
她们生活的目的不相同。”
莫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