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夫人不禁为之叹息。他们实在太喜欢评头品足了，她的孩子们。他们简直胡说八道，荒唐透顶。她拉着詹姆斯的手，离开了餐室；只有他不愿和哥哥姐姐们一块儿走开，总是依傍着母亲。她觉得简直有点儿荒谬——天晓得，人们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制造分歧？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前想道，已经够多的了，实在太多了。在那一瞬间，她想到人生的贫富悬殊，贵贱不同，区别何其显著；她怀着一半内疚、一半崇敬的心情，想起了她的子女从她那儿继承的高贵血统；因为，在她的血管中，不是奔流着那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名门望族的高贵血液吗？意大利的大家闺秀们，在十九世纪分散到英国各地家庭的客厅里，她们谈吐风雅，热情奔放，令人倾倒；而她所有的机智、毅力和韧性，都是来自这些先辈，不是来自感觉迟钝的英国人，或者冷酷无情的苏格兰人；然而，更加引起她深思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她在这儿和伦敦每时每刻都亲眼目睹的那种贫富悬殊的景象。当她挽着一只手提包，亲自去访问一位穷苦的寡妇或一位为生存而挣扎的妇女之时，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仔细地、分门别类地一项一项记录每家每户的收入和支出、就业或失业的情况，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位以私人身分去行善的妇女（她的施舍一半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愤慨，一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希望自己成为她不谙世故的心目中非常敬佩的那种阐明社会问题的调查者。
她站在那儿，握着詹姆斯的手，觉得这些问题好像永远也解决不了。他们所嘲笑的那个年轻人，跟着她走进了客厅，他站在桌子旁边，心神不定地玩弄着手里的什么东西，惘然若失，她不必回头去瞧，就能感觉到他手足无措的窘态。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敏泰·多伊尔和保罗·雷莱；奥古斯都·卡迈克尔；她的丈夫——他们全都走了。于是她转过身来，叹了口气说：“塔斯莱先生，你不讨厌和我一块儿出去走一趟吧？”
她要进城去办点小事情；她得先进里屋去写一两封信，戴上她的帽子；这也许要花上十来分钟。十分钟后，她提着篮子，拿着一把女式阳伞，向塔斯莱示意，她已带好必需物品，可以准备出发了，不过，当他们走过打网球的草地球场时，她必须停留一下，问问卡迈克尔先生可要带些什么东西，他正在那儿沐日光浴，他那双黄色的猫儿眼半睁半闭，也就像猫眼一样，它们在阳光下反映出颤动的树枝和飘过的浮云，但是丝毫也没有透露出内心的思想或感情。
他们要去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她笑着说。他们要进城去。他可要点儿什么。“邮票？信纸？烟草？”她站在他身旁建议。可是，不，他什么也不要。他双手十字交叉放在他的大肚子上，他眯着眼睛，好像他很想有礼地回答她的一片殷勤（她颇有魅力，不过有点儿神经过敏），但是他办不到，他沉醉在包围着他们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一片葱翠之中，他默默无言，怀着一种宽大仁慈的好心肠，懒洋洋地凝视着那些房子、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因为，在吃午饭的时候，他曾经把几滴药水悄悄地注入他的玻璃杯中，孩子们认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原来乳白色的胡须会染上一线像金丝雀的绒毛那样鲜艳的黄色。不，什么也不要，他喃喃自语道。
在他们走向渔村的那条路上，拉姆齐夫人说，要是卡迈克尔先生没缔结那不幸的婚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大哲学家。她端端正正撑着那把黑色的阳伞，带着一种难以描摹的、有所期待的神态向前走，就像她要去会见在街角等待她的什么人似的。她透露了卡迈克尔先生的身世：他在牛津与一位姑娘陷入了情网，很早就结了婚；身无分文，去了印度；翻译了一点诗歌，“我相信那挺美；”他想给男孩子们教点波斯文或梵文，可那又顶什么事？——结果他就躺在那儿草地上，就像他们刚才见到的那副模样。
塔斯莱受宠若惊；他一贯受人冷待，拉姆齐夫人把这些话都给他说了，使他大为宽怀。他又恢复了自信。拉姆齐夫人独具慧眼，竟然能赏识在穷困潦倒之中的男子的高度才华，并且承认所有当妻子的——她并不责怪那位姑娘，并且相信他们的结合曾经是幸福的——都要顺从地支持她们丈夫的工作。她使塔斯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他想，要是他们坐出租汽车的话，他情愿自己来付车费。他可以给她拿着那个小小的手提包吗？不，不，她说，她总是自个儿拿着它。她是这样的。是的，他觉得她确实如此。他感觉到许多东西，某种使他情绪激动而又心烦意乱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他可说不上来。他真希望有一天她能看到他头戴博士帽，身披博士袍，跻身于学者的行列中缓缓而行。他将成为一名研究员，一位教授，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他看见他自己——但是她在看什么？一个在贴广告的人。那幅在风中噼啪作响的巨型广告画，渐渐地被平整地贴到墙上，广告工人的糨糊刷子每挥动一次，就展现出一些新的大腿、铁环、马匹和炫人眼目的红颜绿色，画卷在美丽地、平坦地铺展开来，直到那幅马戏团的广告覆盖了半堵墙壁：一百名骑手，二十匹正在表演的海豹，还有狮子、老虎，……患近视的拉姆齐夫人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