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着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谈到形势时，他说：“赶上英国不要五年，两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赶上苏联，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就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在谈到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他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
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校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军队院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活。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
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嘆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破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份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他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上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