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復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鬨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史达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