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繫，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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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芙乐尔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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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僱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