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併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復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像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