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瞭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史达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着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史达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