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慾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史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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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政治犯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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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麵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儘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史达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史达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隻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史达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舖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儘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