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