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高兴得过分!史达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史达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史达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史达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史达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復。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桿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復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