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着作。(他的檔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衝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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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苦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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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史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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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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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傢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史达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