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儘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樑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麵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餵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餵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