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
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
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藉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一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彙属于同一类。“_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
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
所有细节或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粮难想像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当，作出决定，就……
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慢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来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
这样，一切也就目然发展下去了……
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马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目;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特斋，钱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间里不让出来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因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吗?……
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列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
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商，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
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政纪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区的一边(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第一分部)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超霸人、高加索人、乔治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一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係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都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_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