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流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藉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