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復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復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復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髮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易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刮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鬆弛了，内部紧张也鬆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索罗金。恢復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