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会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2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告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儘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閒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将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