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命令，这项政策将由纳粹党的各级机构、国防委员会和纳粹国防军共同实施。希特勒还特意补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与本命令相抵触的，均告无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试图保存德国人民在战败后起码的生存基础。如今，希特勒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专门针对施佩尔的这种努力下达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经告诫施佩尔：
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种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东西摧毁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那些强大的东方民族。况且，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劣等货色，真正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书马丁·鲍曼同样签署了一道野蛮的命令，要求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劳工和战俘，全部徒步迁移到德国中部地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时，如果该命令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悲惨后果。
在希特勒团伙最后导演的这场噩梦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施佩尔的非凡努力，德国人民最终得以倖免。当时，在确信希特勒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之后，施佩尔立即行动起来。一连数日，他乘飞机、驾车或者打电话到全国各地，四处劝说纳粹党的各级机构、省市官员不要理会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各级官员们或由于确信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丧失理智，或仅仅由于组织混乱，使得施佩尔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道夫，一贯死心塌地的当地纳粹党机构这一次却没有执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事实上，据美军士兵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介绍，在德国西部边境附近，有许多村镇组成了平民委员会，前往当地的纳粹“国防军”驻地，请求他们发发善心主动撤走，以便让这些村镇能够和平地落入盟军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们的情绪却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纳粹政权连篇累牍的宣传灌输，以及亲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东部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柏林市民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他们将对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恶魔”，通过折磨和虐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寻求极大的快感。在柏林民众中间流传着极其恐怖的谣言，譬如苏联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神甫们活活烧死，对修女们进行轮姦后强迫她们裸体游街，还将活人的舌头残忍地钉在桌子上。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又因为苏联红军自身的宣传活动而更是甚嚣尘上。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伊利亚·埃伦伯格撰写的一篇反纳粹的宣传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6)
日耳曼人是一个女巫，我们踏上了她的土地。如今，日耳曼的城镇正在熊熊燃烧，我欢呼雀跃……日耳曼，你这个邪恶的女巫，你就在死亡的舞曲里旋转吧，燃烧吧，哭泣吧！报应的时刻来到了！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1)
柏林战役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军的最后一击。根据当时的作战习惯，备战工作通常由专门的军事指挥层负责，而苏军的备战任务也就由朱可夫、科涅夫及其参谋机构共同完成。他们都意识到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寸领土，很多情况下还会顽抗到底，直到最后咽气。
无论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集结的苏联红军，还是他们的指挥官，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克柏林，彻底征服纳粹德国。这种愿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几乎压倒了一切。虽然他们早就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们，那就是攻下柏林，把红旗插到“第三帝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彻底粉碎纳粹分子所鼓吹的“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种族”的谬论。朱可夫元帅曾经这样描述苏军的作战热情：“我们全体将士斗志昂扬，都希望亲眼看到攻克柏林的那一天。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我全身上下都洋溢着这种热情。”
19世纪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的骑兵部队服役，以一名骑兵的身份开始了他漫长辉煌的军旅生涯。1917年2月，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拉开帷幕，朱可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很快站到了主张激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边。接下来，根据上级的命令，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需要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结果，大家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不但讲话鼓舞人心，而且身先士卒，对于作战行动具有一种天才的决断能力。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指挥官，除了对部属取得的优秀战绩表示讚赏和祝贺外，他从不随意赞同任何东西。他具有令部属既敬畏又忠诚的品质，同时又十分关爱和体恤下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并且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由于他的早期成功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异表现（1936年赴西班牙任苏联军事观察员），他在1936年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一枚。1937—193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血腥的“大清洗”运动，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