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係。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衝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嘆嘆。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係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彙。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枝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迭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復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巴里坤文武，严行防范。并电甘督，饬安西文武一体防范。旋准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