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向戴高乐通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日期。
战略情报局得到通知放弃了同戴高乐的人的接触。
吉罗将军秘密从法国来到北非，然而直到英美军队登上非洲大陆的第二天，他才走出潜艇，在直布罗陀登陆。
盟军司令艾森豪和战略情报局少校雷昂托斯吉尔隆重地欢迎了吉罗。
但是吉罗要求盟军迅速在法国南部登陆并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他这位新领袖。这使艾森豪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墨菲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贝当的最高代表达尔朗，并准备同他进行一笔交易：让这位亲纳粹分子、法国的叛徒、阴险的歧视异族的人和希特勒的同情者以及空降的英美部队媾和，利用战略情报局的支持，宣布自己是北非的北非。
年轻的保皇党人费尔南·博涅．沙贝尔由于刺杀了达尔朗，二十八小时后被处死，吉罗将军拒绝了他的赦免请求。
次日，吉罗任命了一个最反动的将军担任调查达尔朗遇刺案的特别法庭头子。
此后，戴高乐分子及其外围力量受到了猛烈攻击。
所有支持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人均遭逮捕并被关入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集中营，流放到沙漠地带。
战略情报局发展壮大的道路是由政治家的尸体铺成的。
“伙计们，”杜诺万反覆说，“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无条件的，如果这的确有利于美国。”
希姆莱和他的镇压机关“有利于美国”，有利于那些幻想在战后统治德国的公司。因此，苏联情报中心极其认真地注视着杜诺万所走的每一步和他在伯尔尼的先遣小分队。
“柏林。尤斯塔斯。速报党卫队大队长卡尔·沃尔夫的下落。据我们的情报，他已返回义大利北部。确否？中心。”
第十一章最后的较量
确信施季里茨同莫斯科有联繫之后，缪勒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繫，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施季里茨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部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施季里茨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
“他们目无纪律。”缪勒嘆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缪勒说，“帝国战时经济部部长施贝尔博士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冯．维斯捷曼的乐队，甚至因此和戈培尔吵了一架：戈培尔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施贝尔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吶，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陷，就是那个聋子老头。”
“贝多芬，”施季思茨说。他难过地望着缪勒。“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施季里茨，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扎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施季里茨。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缪勒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柏林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缪勒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施季里茨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缪勒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奏《艾格蒙特序曲》时，施季里茨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巴黎的“弗里德曼”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季里茨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德国。不过德国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纳粹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冯·卡拉扬由于希特勒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戈培尔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希特勒反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