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日本海军胜了。除前文披露的是强舰对弱舰的胜利外，又是战舰对商船的胜利、大炮对步枪的胜利。这就是日本式的光荣！
丰岛海面，归于平静。此后的岁月，谁也不能从这平静里嗅出血腥与残忍，谁也未曾重新感受壮烈与悲情。平静的水面下卧着“高升”号的残骸，也葬着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的报国愿、杀敌情。
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牺牲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很小很小。至多有八百多对父母怀有丧子之痛，八百多个妻子怀有丧夫之悲，局外的亿万庶众，何改损人利己？何改醉生梦死？
“高升”号的沉没除增加了中国近代史一页失败的记录外，毕竟还清晰地显示着中国军人的“军魂”未泯。高善继弃文从武、牺牲疆场如果为一个案，那么一千一百多名官兵的持枪反击与八百多名英烈的为国捐躯、则毫不含糊地表现了军队的群体斗志仍然雄杰。缩成一句俗话：这兵，还能打仗。
回叙到这儿，歌颂爱国主义的使命在下已经完成。图穷而匕首见！本节的“匕首”除了向“外”要指向残杀我中华同胞的东乡平八郎这一伙日本军人，向“内”，主要想解剖一下是谁将中国陆军官兵送入死海。
有人估计本书要在这里批判方伯谦。错了！前文已经隐约瞄到这位“济远”舰长的护航之责，考虑下文还要给他算“小帐”，所以暂且放过。
“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讹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辊·輱·讹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併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復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