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地区已安抚就绪，才在二十八日召集各提督、统镇会议，讨论进攻南京
事宜。会议开始时，郑成功提出“官兵行程，水、陆孰得快便？”中提督甘
辉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
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
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
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成
功赞成这个意见，可是，其他将领却以“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
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又提出正下大雨，河沟皆满，不利于行
军。郑成功竟然采纳了这一主张，决定由水路进发。
镇江距南京不过百里之遥，如果由陆路直趋南京，按甘辉的建议“昼夜
倍道，兼程而进”，至迟两天内可达；按张煌言的说法，“虽步兵皆铁铠，
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③。其实，郑军中身披重铠的“铁
人”不过五千（一作八千），其他绝大多数军队携带装备较轻，决不至于一
天只走三十里。所谓“不习水土”、“炎暑酷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同
以辽东和北方人为主组成的清满、汉军队相比，就很难说得过去。至于正逢
大雨，不利陆路行军，更是一种藉口，因为清方援兵由上海、杭州等地赶赴
南京，路程要远得多，竟然在决战以前进入南京。这说明郑成功和他的多数
部将不仅过于习惯水上作战，而且缺乏战略眼光。
郑成功所统十几万大军既然决定由水路向南京进发，所乘海船形体巨
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靠纤挽而行，十天之后（七月初九日）才到达南
京仪凤门下。按情理说，作战兵将既然是乘船而来，当不致旅途疲劳，进抵
南京之后稍事部署即可发起攻城。可是，郑成功仍然慢吞吞地动作，七月十
一日他率领大将甘辉、马信等数十人在几百名亲随侍卫保护下“绕观钟山，
采踏地势”①，“十二日，成功率诸文武祭太祖，哭奠列宗毕，令甘辉、余新
扎狮子山；万礼、杨祖扎第二大桥山上；以翁天佑为救应，御仪凤门要路；
马信、郭义、黄昭、萧拱宸屯扎汉西门，连林明、林胜、黄昌、魏雄、杨世
德诸营垒。又令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屯扎东南角，依水为营；刘
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屯扎西北角，傍山为垒，连周瑞、林察、张
名振（？）等营。又令张英、陈尧策、林习山屯扎狱庙山，连诸宿镇护卫成
功大营。各设鹿角瞭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②。这实在是一种奇
异的部署。明代的南京城垣周围非常广大，以郑成功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做到
① 《先王实录》。
② 《先王实录》。
③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四编。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② 同上。安双成文引喀喀木与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两件满文奏本均云“七月十二日，海逆逼近省城，
立营八十三座”，可资印证。
将该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惟一可取的战术是分兵数路佯攻，藉以迷惑城内清
军；而以主力选择城守薄弱环节，一举突破。郑成功计不出此，他过分迷信
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慑力量，认为足以迫使城内清军不战而降。因此，
从七月十二日部署“围城”安营扎寨，到二十四日全军败退，竟然没有组织
过攻城。邵廷寀记：“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①张煌言也说：
“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按：实际为十三天），初不闻发一镞射城
中。”②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实在难以准确知道以夺取南京为战略目标的郑成
功在石头城下究竟出自何种考虑。野史记载，当成功部署诸将安营之时，“参
军潘庚钟曰：细观城内，必然空虚，可令四面攻击，齐倚云梯，此城必然可
得”。成功深以为然，正发令各提、镇预备云梯、木牌（类似盾的挡箭牌）、
布袋（可装土垒成阶坡供登城之用），以便攻城。南京城内的清水师提督管
效忠派人来纳款伪降，口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
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
之限，即当开门迎降。”“功允其请，而厚赏之，復谕之曰：‘本藩攻此孤
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
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潘庚钟曰：‘此乃缓兵之计，
不可凭信，可速攻之。’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