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西斯政府并不比新法西斯军队具有更大的价值。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后所谓“义大利社会共和国”中任职的人是一个七拼八凑的班子，其中有过激分子、政党头头，以及抱着为过渡到民主党派“搭桥”这种希望的温和派人士。这个政府甚至还有它的左翼，并且使德国军事和经济当局颇为不满的是，还制订了一些确实是社会主义的立法。即使墨索里尼恢復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思想，或者采取任何其他做法，都不能使这个“小小的萨洛共和国”获得生气（这一绰号是反法西斯人士根据它的内阁暂时藏身在加尔达湖畔这一小城市而给它取的）。这个共和国对它领土上的省市当局的控制，是完全靠不住的，官员往往是德国指定的。一些对抗的部长建立起了对抗的军队和民团，并且，从一开始，“别动队”便因袭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路的“行动小队”的恶劣传统，随意滥用私刑，有的只是３２６一些带枪的浪人，有的则担任了公职。德国人坚决主张对这些法西斯暴徒中的某些人采取行动，例如１９４３年秋季一直在罗马进行恐怖活动的波拉斯特里尼一帮人，可是德国人自己也怂恿一些最最恶劣的罪犯，包括科赫和卡里塔匪帮，他们专门折磨战俘，并受到党卫队的庇护。
战后，有关方面试图宽恕新法西斯分子对“抵抗运动”所犯的罪行，认为那是对共产党恐怖行为的自卫。因此，值得指出的是：象“共和法西斯党”书记帕沃利尼那样的过激分子，全用真正的“别动队”的残暴手段打击反法西斯主义，逮捕反法西斯分子在停战以后又立即开始，而墨索里尼政府还应对判处帮助战俘逃跑的人死刑这件事集体负责。他们也恢復了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被宣布为外国敌人。１９４３年７月以前，法西斯政府始终没有把反犹太主义做到纳粹那样极端的地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甚至还责备他们在占领国家中做得太鬆懈，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个别的义大利人曾经儘可能地帮助犹太人反对德国人。这时，既然义大利也成了被占领国家，就轮到德国人对居住在那里的四万五千名犹太人犯下最为恶劣的罪行了。在这些犹太人中被放逐的有一万名，活着回来的只有六百零五人。
希特勒为了发泄他对义大利人背叛轴心国的愤怒，坚决主张应该审讯齐亚诺和最高会议的其他叛徒。设在维罗纳的特别法庭宣判了十八人死刑和一人无期徒刑。在六名拘押的被告中，齐亚诺、德?波诺元帅，以及三名地位较低的法西斯党徒，马里内利、戈塔迪和帕雷斯契都在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被枪决了。墨索里尼无力保护他的女婿，因为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他安顿在加尔达湖畔的加尔那诺，派了一队党卫队卫兵保护他。他在这里完全过着退隐的生活，以致公众简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又访问过希特勒两次，一次是１９４４年４月间在克莱斯海姆，另一次是７月２０日在腊斯登堡，刚好在炸弹爆炸事件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秘密武器也许会挽救德国的命运，或者不管怎样，到战争结束时将会组成一个对付苏联的新联盟，而且盟国将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人。３２７ 墨索里尼不象希特勒那样，始终不想使全世界和他同归于尽。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同非法西斯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和解。当盟军进攻“哥特防线”的时间日益逼近时，他在两条出路之间犹豫不决，既想率领部下作加里博迪式的撤退，退到接近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方形堡的瓦尔特利纳，又想和盟国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或者甚至想同非共产主义的抵抗团体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在此期间，德国人在求和方面已经比他先走了一着。党卫队的卡尔?沃尔夫将军从２月起就一直在瑞士和盟国联繫。但４月中旬盟军的突破，促成了第三帝国的全面崩溃，终于结束了德军总司令的踌躇不决（冯?菲廷霍夫将军于３月２３日接替了凯塞林）。指挥或节制全体部队的德军西南方面总司令于４月２９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也把新法西斯军队包括在内。战争在５月２日结束了。
墨索里尼在米兰度过了解放前的最后几天。４月２５日，通过光兰大主教舒斯泰尔红衣主教的斡旋，他会见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可是当他获悉德国人正在和盟国以及游击队进行谈判时，他突然中止了会谈。当天夜里，他由情妇克拉丽姐?佩妲绮陪伴着，朝科摩湖方向逃去。游击队几天以后捉住了他们两人，４月２９日把他们枪毙后，把尸体和若干法西斯领导人的尸体一起运回了米兰，倒悬在洛霄托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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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义大利的抵抗运动
伊莉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义大利人的心理状态，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３年９月
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假定，义大利人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是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参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的。在法西斯领导人中，有两三个人，象法里纳契和阿尔菲耶里，是真正亲德的。其余的人则因为从背后暗算法国而３２８感到有点局促不安，而一些技术专家却知道义大利无法取胜，除非这场战争在一星期左右就结束。墨索里尼一旦宣战，就失去了他在慕尼黑外表上挽救和平所获得的声誉。实际上，自从德奥合併以后，他对希特勒的卑躬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