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１２月１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係在它所谓的“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 １９４１ 年底要好些。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係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盪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槽国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１９４１年底，导致赖伐尔于１９４２年４月捲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