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战胜，政治的原因不亚于军事。政府军经过三次失利，亦有此认识。第四次围剿之前，蒋已订定政治重于军事的策略，尚未实施，中共已行先发。一九三三年四月，蒋復至南昌，准备第五次围剿，"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推行政略，改进战略，安抚组织民众，严密对苏区执行军事经济封锁。军队所到之地，立即修筑碉堡，开建公路，层层巩固，节节进逼，步步为营，紧缩包围，以困长于游击战、运动战的红军，使其诱敌深入、集中击破一方之技无从施展，然后寻其主力所在猛攻。对于苏区的对外交通，彻底阻断，使一切物资，不能进入，苏区特产（如乌砂、樟脑）不能输出。真正所谓"围剿"，可说是自此开始。一九三三年底，赣中、赣南一带构成碉堡二千九百座，碉堡与碉堡之间，组成一条火线。此一政策，实际就嘉庆年间官军对白莲教、同治年间曾国藩对捻乱的措施略加变通，不必是出于德国顾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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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时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为第一次左倾路线，李立三时代（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为第二次左倾路线。
②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由陈绍禹继任。一九三二年初，陈赴莫斯科，秦邦宪代之。
一九三三年二月，红军之所以采进攻政策，固由于过去的一再胜利，自信力倍增，谋突破国军包围，尤为重要原因。中共福建省书记罗明，认为敌人势强，仍主采毛泽东的机动行动，必要时放弃若干城市，诱敌深入，加以歼灭。中共中央指为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反罗明路线，亦即反毛泽东路线。击破第四次围剿后，中共中央为对抗第五次围剿，亦即对国军的决战，动员一切力量，不惜牺牲， "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以苏区寸土让敌人蹂躏。一面坚守阵地，一面分兵出击， "两个拳头打敌人"，实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人李德（Otto Braun）的 "全线御敌"、"短促突击"，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①九月，国军攻占赣南黎川。十月，红军反攻，终不能攻下国军的堡垒，被迫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的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復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一周后，莫斯科《消息报》指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毫无关联，《真理报》谓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的斗争。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亦说，事变为国民党的内争，无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仍是不革命的中间派，必然失败。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要求李济深、陈铭枢采断然行动，展开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与红军订立作战协定，李、陈无此决心。福建人民政府崩溃的一天，毛、朱尚劝陈、李与红军合作到底，然已绝无可能，这应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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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德于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九三三年秋进入江西苏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尚有一九三三年初抵上海之傅利德（Manfred Stern）、艾维特（Arthur Ewert），亦均为德人，另有一俄人，二美人。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推秦邦宪、陈绍禹、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委员，秦续任总书记。二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仍推毛泽东为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则为张闻天，毛的权力益为削减。国军平定福州事变后，继续以全力围剿红军。过去福建一路为较弱的一环，现在大为加强。一九三四年三月，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十万人捷于江西南丰，红军伤亡数千人。四月，与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展开了十天的大规模阵地战，攻下广昌，突破中共苏区的北面门户，蒋鼎文的东路军亦自福建西进。毛泽东主张以主力红军北进，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迫使国军回援，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拼命主义。中共中央不予采行，决在广昌之南构筑工事，同时作突围准备，命赣东北区红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向闽、浙、赣边，再入皖、浙、苏腹地，湘、赣边区红军进向湘东、广西，分散国军兵力，井加紧扩军，至不得巳时，实行突围。
一九三四年六月，苏区仅有九县。七月，北路国军续进，红军力拒不敌。八月，激战于广昌、石城之间，国军以大炮飞机猛攻猛炸，红军由周恩来亲行督战，为第五次围剿阵地战的高潮，瑞金的北方屏障驿前为国军所得。九月，东路国军攻下瑞金的东方屏障长汀依洋岭。①十月六日，北路国军左翼攻下石城，右翼逼近兴国，红军完全陷于包围，国军第五次围剿获胜，亦为红军反包围的失败。是役国军出动五十万人，飞机二百架，参战的红军十五万余人。国军装备优良，补给便利，红军远非其比。赣南、闽西的人力物力有限，国军的堡垒封锁政策，更使红军倍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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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谓国军原拟压迫红军东退福建，于濒海地区加以消灭，以东路军猛力推进，红军不得不铤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