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嘆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自己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呆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鬆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髮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儘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儘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