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两起自杀有一个共同动机，就是唤起更高层的注意，给侵犯者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处分，赔钱，因此受到损害。百姓用一条命换官员的一个行政处分和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似乎亏得很，但是毕竟没有白死，多少换来了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价——上下共同认可的公平价格。对照明清两朝历史，儘管现在人口数量更大，人命的官价仍然上涨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并追埋银一十两（引者註：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明）刑部官员雷梦麟《读律琐言》解释此条，特别强调说：“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轻生耳，又何罪焉？”可见，当年追征钱粮者的合法伤害权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连一个对官吏的处分都换不来。当年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员是百姓的公仆。父让子死，子不敢不死；公仆让主人死，总应该遇到一些麻烦。这一点差别或许有助于解释班房与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冻死人却要赔钱，因此其长期关押的人数和死亡数字便大大下降。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誌。
总之，真正能阻止我们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也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正如《老残游记》中老董的所说：“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