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君王，又在那样一个场合，你非要逆龙鳞，提出批评意见，即便正确也不受欢迎，更何况还不正确呢。 秦始皇大怒，下令拿问淳于越，由丞相李斯负责审问处理。 李斯的处理意见非常富有跳跃性思维。他建议秦始皇，禁私学，焚《诗》《书》，钳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 民主的特征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的特征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李斯建议的核心，就是严格推行标准答案。 那么从郡县分封争论到建议禁私学，李斯又是如何得出的结论呢？他的论证过程如下： 儒生习惯于“不师今而学古”，往往以“私学”为武器，诋毁“法教”，指责当世，祸乱百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一句话，他们常常厚古薄今，讥讽朝政。长此以往，必将损害皇帝和朝廷的权威，不利于“定一尊”。关于郡县制的争论，只不过是问题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而已。 李斯建议，除了《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六国史书、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以及百家语，统统烧毁；不能收藏《诗》《书》，也不能议论，否则一律当众处死；禁止一切私学，只能学习秦朝的法令。 李斯算是彻底摸准了秦始皇的脉。所以这些建议，秦始皇大手一挥，全部照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由此上演。秦始皇毁掉了民间藏书，十几年后，项羽东归之前，一把大火又把咸阳烧了几天几夜，官府藏书也被转化为无用的热能。那之前的史料极度匮乏，这两位暴君居功至伟。 真正有能力推行焚书的，当然是秦始皇，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可我为什么说李斯的责任更大，更加可恨呢？因为秦始皇是皇帝，他这么做算是损人利己，固然可恨可鄙，但逻辑还算通顺；而李斯是读书人出身，“定一尊”只能尊嬴政，于他毫无关係，他提出这样恶毒的建议，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逻辑不通。 当然，这对李斯还是有点好处：取悦于秦始皇，他可永葆富贵；禁绝私学，只尊法家，他可以在竞技开始之前就淘汰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焚书的建议跟谗害韩非，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问题是，代价如此之大，可能的收穫实在太小。他这种行为，是典型的为一块牛排、而出卖巴黎。 帝王这样固然可恨，读书人这样更加可恨，更加不能原谅。 空中的焦糊味尚未散尽，地上的纸页余烬未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 确切地说，这次事件应该称作“坑术”。被活埋的四百六十多人，肯定也有儒生，但以术士为主。引爆事件的导火索，在于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的侯生与卢生的逃跑。秦律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就是药方一旦不见效果，承办人就是死路一条。可怜侯生和卢生，哪有什么本事制出长生不老药，眼看危机将临，他们只好溜之乎也。逃就逃吧，逃跑之前还攻击——确切地说，只是议论，因为所言非虚——秦始皇，“贪于权势”，“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这些指责是如此的精准，秦始皇自然是暴跳如雷。他立即下令，全面追查诸生罪状，结果查出有四百六十多人犯禁，于是全部活埋。 可以肯定，即便按照秦朝当时的法律，这些人中也有不少是冤枉的。追查株连，告密揭发，累及无辜，在所难免。对于父亲的做法，公子扶苏很不赞成。他多次力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听不得半点意见，哪怕它来自于亲儿子。扶苏说得多了，惹得他雷霆震怒，一纸调令，将扶苏贬往上郡。 公元前213年，东方的秦朝焚书，西方的罗马打败迦太基；公元前212年咸阳坑儒，扶苏被贬，阿基米德被蛮横无知的罗马士兵杀死。 阿基米德死前曾经悲愤地高呼：“不要破坏我的圆！”当扶苏一路向北，踏着漫漫黄土迎着猎猎北风前往边疆时，焉知他内心里不曾这样吶喊：“父皇，请不要毁掉您的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