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功臣表和《汉书》功臣表后认为，《史记》功臣表是吕后时期的原始檔案，而《汉书》的功臣表则是所谓“洁本”。司马迁写《史记》时有些开国功臣事迹不详，但功臣表中却有记载，可见当时史料已经经过官方“整理”；吕后掌握政权后，为了笼络功臣，下令重修功臣表，刻在高庙上，司马迁直接将其抄进了《史记》。 现在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问题，周勃为什么会有那样过激的反应。 周勃迎立固然有功，但是对于妄言废立的大臣，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不提防。因此文帝对周勃，也是爱恨交加，既拉又打。一方面“上礼之恭，常自送之”，一方面又冷不防提问他丞相职责，令他“汗流浃背”；一方面高官厚禄，一方面又令他“就国”。 可以这样说，文帝对周勃未必就没有动过杀心。这句话太过突兀，肯定有很多人不信。这没关係，回头等你看到南朝名将檀道济的故事，你就会明白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并非戏说。 皇帝的心思，周勃一定清楚。所谓心照不宣。因此河东守尉例行公事的巡视，都会被他解读为末日来临，不惜采取全副武装的预防措施。巧的是，贾谊和周勃是前后脚离开的长安。贾谊被贬到长沙没多久，周勃也失去相位。文人较之政客，善良到底多些。贾谊听说周勃蒙冤入狱、遭受耻辱，愤愤不平地上表文帝，指出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文帝照准所请，此后大臣如果确实有罪，都让他自杀，免得入狱挨打受辱。 这是题外话。周勃一死，文帝的心事大去，为了安抚其他功臣，也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德，于是又封周亚夫为条侯。 关于周勃的话题，看似扯得远了点，但其实都与周亚夫有关。“木强敦厚”这个评价，完全用错了地方。“木强”二字，放在周亚夫身上倒比较合适。虚的不说，只说实际。正是因为周勃灌婴等人跟佞臣邓通左右夹攻，撵走了贾谊，削藩之事被无限推迟，至少没了外部推动力，所以才有了将周亚夫推到历史舞台中央的“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