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雄遇难（1）
高、封二将虽然丧师失地，但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在大战初期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革除官爵仅仅是倒霉的开始。关键时刻，曾经的战友边令诚反水，利用入朝奏事的机会，在唐玄宗跟前构陷二人：“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唐玄宗听信一面之词，立即派边令诚赶回军中，将二人处斩。 公元756年一月二十四，边令诚到达潼关，先叫来封常清，宣示敕书，喝令斩首，陈尸于草席之上。临死之前，封常清不忘国事，草遗表一道，目的还是要消除朝廷上下的盲目乐观。高仙芝回到官署后，边令诚带着一百陌刀手前来对他说：“大夫亦有恩命。”高仙芝立刻下厅跪拜听宣。听完诏书，他不觉如雷轰顶，大呼冤枉：“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此时军士们集聚于府外，高仙芝大声求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士兵齐声高呼：“枉！”声音震天，场面感人。然而他们说得再多，幕后黑手就是边太监，又有什么用呢？北周宇文赟杀害齐王宇文宪时，文吏的那番话，可以引来作为旁证：“以大王您今天的情势，还用得着说那么多吗？” 边太监当然不会听。高仙芝看看死去的封常清，嘆道：“封二，子从微至着，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说完随即被杀。 临阵无辜杀大将，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断手足。李隆基的智商并不很低，不会是简单的上当受骗。他杀高、封二将的举动，与二战初期的史达林，可谓异曲同工。 1941年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0250号命令，剥夺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主任格利高里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的军衔，执行枪决。罪名是：“背弃了军人誓言，玷污了红军战士的崇高称号，忘却了自己对祖国的责任，他们的惊慌失措和懦弱、罪恶的无所作为、瓦解部队的指挥、将武器和仓库交于敌手，以及擅离战斗岗位的行为，给西方面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 史达林此举，完全是为了找个替罪羊，以便掩人耳目。当然，同时也希望杀一儆百，振奋将士的必死之心。对于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史达林应该负完全责任。首先，他搞大清洗，五位元帅杀掉三个，十五名方面军司令杀掉十三个，八十五名集团军司令杀掉五十七个，一百九十五名师长杀掉一百一十个，四百零六名旅长杀掉二百二十个。丧心病狂，无过于此。由于大量的优秀指挥官无辜被杀，战争初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校指挥一个军，少校指挥一个团，小马拉大车。巴甫洛夫大将就是由于前任被清洗而火线提拔的。 其次，史达林判断失误。自恃实力雄厚，且与德国签订和约，德军不会进攻。战前德军的计划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向上汇报，其中包括着名间谍佐尔格的情报，但史达林刚愎自用，一直不予采信。战争爆发前一周，当时的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察觉德军动向异常，几次要求采取应对措施，部队进入野战工事，史达林还是不同意，“不许给德军以挑衅的藉口”。于是苏军停在机场上的飞机不加油，火炮无牵引，上万辆坦克不集中，部队毫无戒备。 6月21日夜，巴甫洛夫正在明斯克的一家军官俱乐部观看考楚涅克的喜剧，次日凌晨三时，德军六千门火炮便开始轰击，上千架飞机发起俯衝。就在那一天，西部特别军区改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当然还是倒霉鬼巴甫洛夫大将。没过几天，德军就突入苏联境内两百公里，西方面军三十一万部队被俘，两千五百辆坦克、一千五百多门火炮落入敌手。八天之后，巴甫洛夫被撤职逮捕。 不知道史达林是否读过中国历史，是否知道李隆基阵前斩将的故事。不管他看没看过，反正杀人他已经驾轻就熟。人性的弱点不分国界。 边令诚为什么要陷害高仙芝呢？其中的原因，《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不同。《旧唐书》说：“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意思是二人见解不同，高仙芝总不给边太监面子；《新唐书》则说：“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直说边太监向高仙芝伸手谋取私利。
两雄遇难（2）
无论如何，边太监有错，应当承受千古骂名，但归根结底，责任还在唐玄宗。太监监军，每每误国，不止一次。而唐玄宗宠信宦官，有其深刻的原因：他发动政变上台，主要依靠两股力量，一是禁军将领，所谓龙武功臣集团，代表人物是王毛仲，葛福顺、陈玄礼；二是宦官，代表人物是高力士。 因为诗人李白的缘故，后世对高力士没多少好印象。这其实是桩冤案。说起来是李白自讨没趣，非要乘着酒兴，喝令高力士为之脱靴。他不想想高力士是谁：太子李亨称呼他“二兄”，亲王、公主称他为“翁”，驸马辈直接呼之以爷。李白的诗再好，在高力士跟前也等于零——此人估计没多少文化。从李白的角度出发，他如果顾及高力士的身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