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何在，史料无载。但据《满文老檔》的说法，十三日晚，他们已经神奇地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蓟州的城防是对外的，也就是说，防御设施均朝向东，面对长城一线，背后完全作为依託；后金既然已经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那么这座雄关已经失去意义，威胁大小的绝对值，只有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 此时兵部尚书王洽已经下狱。袁崇焕命运的大局已定。 皇太极如何越过的蓟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细节，周文郁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潜越蓟西；袁崇焕大军在蓟州，既没有与敌军苦战，又没有为朝廷争取到时间，一天之内皇太极就越过徐达和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线：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到达通州，十六日赶到顺义，攻击宣大军，十七日到达京郊牧马场。通州离北京不过四十里，后金军队到达时，明军竟然没有哨探。兵部对此的解释是“止闻在蓟、不闻在通”，从未听说敌军已到通州；战局恶化如此之快，崇祯皇帝岂能不急？所以孙承宗的任务，一会儿是京师，一会儿又是通州。 《满文老檔》记载，后金曾经派人到蓟州劝降：“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若此说成立，袁崇焕应该知道皇太极的到来；即便记载有误，或者信未送到，当此危急关头，数万敌军从眼皮子底下过去，明军难道连起码的侦查都没有吗？或者说，侦察能力连五里都达不到？蓟州周围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过，地势之险要可以想见，否则也不会成为徐达和戚继光选择的防御节点，而此时后金竟然能不战而过，实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们以骑兵为主，不像步兵，还能像三国时邓艾取蜀那样奇袭阴平，手攀脚蹬，翻山越岭；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极全军敢于越过蓟州的关宁大军直奔北京，也违反军事常识，实在太过冒险。前有坚城，后有雄兵，此时主力出击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将，也得仔细掂量。 凡此种种，都是蹊跷事。正因为太过反常，所以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袁崇焕还想跟皇太极和谈，但被对方耍弄。结果呢，两岸“袁”声啼不住，“清”舟已过万重山。后金方面确实有檔案记载，大军到蓟州时，守军送了“牛酒相慰劳”，真假莫辩。当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为袁崇焕有阴谋的铁证。先礼后兵，向为古礼。南宋名将吴玠在陕西保卫饶风关时，战前也曾给金将送去一枚黄柑；《国榷》的说法更加超前，说是当时便有严令，不许袁崇焕越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 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袁崇焕的辽东余部以及东江的毛文龙旧部曾经采取过策应的行动。如果此时他们分别攻击渖阳、辽阳，局势如何演变难以逆料。此时辽东余部似有半数未动，三四万人总有；即便不足此数，也该采取行动。当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报响起便是胜利。问题在于，此举完全不符合袁崇焕的用兵方略，因为战只是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