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理由是安定军心；而从那一天起，根据《崇祯长编》记载，致力中兴的年轻皇帝更是“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 如果初次召对之后，袁崇焕能组织一次像样的会战，也许还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但随后几天双方基本相安无事，“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復不出战”（《明季北略》）；甚至还有记载，说彼此嬉闹，形同友军：“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石匮书后集》）。钱谦益的《初学集》更是言之凿凿，说大敌当前，朝臣胆寒，大家希望能和议罢兵，只是碍于孙承宗阻挠，有人去做他的工作，结果遭遇白眼： 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 关宁步兵此时应该已经赶到，因为起初的兵力据记载是骑兵九千，后来祖大寿、何可纲带兵溃逃时，却有了一万五。就此组织会战也许还嫌不够，那么总司令袁崇焕应该积极筹划，调兵遣将，但也没有相关纪录； “玉色为焦”的崇祯终于下定决心。那确实是个赌博，但赔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险：如果袁崇焕确实是奸细又不迅速拿下，不仅关宁军，除京营以外的军队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焕而他又不是奸细，关宁军难免一时人心躁动，但尚可安抚。 事实上，崇祯别无选择。 得知昔日的袍泽被捕，后来成为烈士的孙承宗写了两首诗。第二首是： 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虏三师傍帝城。 魏绛偏和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在孙承宗看来，袁崇焕到底还是没有历练成功，因此颇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不过他也深信，袁崇焕一心谋和，毛文龙死非其罪。 但崇祯并没有仓促处置。他还是力求证据充分、罪行确凿、引用法律条文得当，办成铁案。因此七个月甚至八个月后，才最终定罪。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罪名却未必清楚： “谕以袁崇焕付託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 罪名很长，但核心问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欺骗朝廷，一心谋和，缺乏战斗意志；客观上不尊号令，卖粮资敌，妄杀大将，遣散援兵。等敌军压境，又“潜携”作为翻译的喇嘛，坚持入城，居心叵测。 这些罪名多有实据，并非完全捏造。只是有个潜台词隐忍未发：审查结果认为，妄杀毛文龙是为了暗中推动和议，袁崇焕与后金早有默契或者勾结。但这一点，崇祯始终不肯明说，只是暗示。他是严谨的，不想落下历史的把柄。正因为如此，就像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依旧令其子统领一协旧部那样，崇祯对袁崇焕的家属也有所宽大。 这绝非昏君之所为。崇祯当然也不是什么昏君。就连向北京进军的“闯贼”李自成，在讨伐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君非甚暗”：皇帝并不太坏。 因为这次事变，多名高官的命运逆转。最先被追究领导责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后金刚刚兵发遵化的十一月十一，他便因周延儒等人的弹劾而下狱，次年四月“瘐死”。也幸亏瘐死，否则最终还是难免一刀：给袁崇焕定罪期间，已经死去的王洽也未能倖免，连坐当“大辟”，也就是砍头。据说头一年崇祯启用王洽代替王在晋，召对时见他相貌伟岸，私下里夸讚“好似门神。”一个姓周的算命先生闻听此事，便断言其中枢之座不久。因为门神一年即换。果然一语成谶。 最先死去的新任蓟辽总督刘策，则是个典型的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