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老闆是什么人？”
虽然听到了面前这人的这句话，但是刘永成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在这倭国谁都不认识，眼前忽然来了一个说要和他做生意的，他一时间还莫不清楚情况。
“请您过去就是了，我们老闆说是有关宣纸的事情。”
那个倭夷听到刘永成的话，又是鞠了一躬，朝着面前的几人说道。
听到眼前这个倭夷的话，刘.永成疑虑了一下。但是毕竟这个街都是倭夷的商铺，刚才他与不少的我已店主都询问了价钱，现在有人找他也是很正常的。
在16世纪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社会的进步，造就了中国与日本以及早期西方殖民者间海上贸易活动日趋活跃的新局面。明初的禁海政策逐渐鬆动，以成化弘治年间市舶司恢復为开端，到嘉靖二十六年朱纨巡视福建海防为止，这半个多世纪里，在明朝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繁荣。
但世无无争之地，在贩货者和.购买者之间、或不同的贩货者之间也不免为利益发生衝突。商人根据地域因素或其他关係结成一定帮派，常有些摩擦，彼此互不相容。故“商船在海，重货所挟，必有尖锐之随。”当时海上的贸易者都有自己的武装，可谓亦商亦盗，退一步讲也是时商时盗，再退一步讲，就算是本份的商人，也必得拥有能与海盗相抗衡的武力，从而想立贞洁牌坊也难了。然而若是武装的衝突只停留在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上，是无法惊动我大明朝廷的，倭寇的出现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嘉靖初年，闽、浙海上活跃的商业集团主要有两支，.一支是闽人李光头（绰号李七），一支是徽人许栋（也称许二），王直便是许栋集团的核心成员。许栋是徽商的代表，如果看过余秋雨的《抱愧山西》一文的话，就会知道徽商和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而后来徽商没落，被晋商取代的原因余先生没说，不过我想明中后期的海禁，以及许栋、王直反海禁失败被杀，至使徽商元气大伤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栋和王直同是徽州府歙（念射音）县人，由于同乡的关係，在许栋拉起一干人马后，王直成为了许栋的心腹。
在正、嘉之交，被称为佛朗机的葡萄牙企图在广州.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失败，他们便北上闽海寻找新的机会，很快便和闽、浙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势力情投意合。大约在嘉靖十九年许栋商业集团开始与佛朗机合作，日本的私商是稍后才加入的。
这里要提一下双屿这个地方，此乃当时远东第.一的贸易中心（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曾上去玩过，还清楚的记得哪里有个大丰公社，公社门口的广场上堆着很多的稻草堆，无数的鸟雀在其中觅食......，真是怀念啊）。双屿是一个岛，距离定海县东南60余里，久无人烟住集（熟悉明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年镇国公汤和整顿海防的时候为防止岛上居民与海贼勾结，曾把沿海岛屿上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以充船户）。该岛地形险峻，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利于战守，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是南洋诸番和内地贸易的良好中介地。佛朗机直接来此交易则可免向广东市舶司缴纳税额，内地人来此交易则无需走洋远贩便可得到番物，可谓皆大欢喜。但内地人到岛上交易毕竟属于违禁，频繁地往来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而此时任浙江总督的便是那以铁碗着称的朱纨。
双屿基地的被.破是嘉靖二十七年四月的事，朱纨在攻破双屿后亲临岛上勘查，他惊奇地发现，双屿岛中有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便脱口说：“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由于双屿岛的攻破事发突然，外海不知，外番和沿海其他地方的船隻仍不断涌来。据统计日被破到从外洋来的商船竟有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朱纨继攻破双屿后，又于嘉靖二十八年在漳州府诏安县走马溪捕获正在与佛朗机交易的沿海百姓96人，并全部斩首。朱纨的强硬举动大大损害了沿海官绅的即得利益，平时通番的大多是这些人百姓”与这些官绅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于是他们在朝廷上一运动，以“不等朝廷批覆，私自刑戮”为罪名要罢朱纨的官。朝廷核查后证实了此事，于是下旨：逮朱纨至京鞫讯。但在此之前，朱纨已经忧愤自杀，临死前悲嘆：“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现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随着朱纨的死去，先前海防整顿的一切努力全部化为乌有。东南沿海地区再一次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机会，王直等海上势力就是在这以后的数年时间迅速壮大的。
双屿被朱纨袭击后，闽帮首领李光头被擒，徽派首领许栋逃逸。王直收其余众，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移住烈表山是王直在双屿失败后俱有战略眼光的选择，烈表山位于定海县偏北约50里的海中，和东南面的金塘山只一港之隔，地理位置重要，是浙东宁、绍的屏障。
与王直同期在浙海一带活动的还有陈思盼（闽人）、邓文俊（闽人）、王丹、卢七等海商集团。在这些势力中，有些与政府军在嘉靖二十七八间已交过手，发现官军并不可惧，产生了官军易于对付的念头，所以朱纨禁海失败后重新兴起的海上贸易集团多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