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一个穿着凉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语腔说道，但他推开那男孩的动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旧城巷子里摆脱小贩的样子。
他沿着环形路口的逆时针方向转上了尼罗大街，那是开罗的香榭丽舍大道。他走了一会儿便停下来，通过商铺的窗户检查自己是否被跟踪了。然后，他离开尼罗大街，进入了旁边的一条窄道上。他没法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上面都停满了车，只能跟着开罗本地人走到了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龙在离开前夜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义大利式建筑物，表面涂成了尼罗河泥浆的颜色。三楼的一扇窗户外挂着BBC整点新闻的主题标语，门口外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在兜售纸盘装的义大利面，旁边站着一个卖酸橙和麵包的蒙面女人。穿过喧闹的街道就是一栋小楼，屋顶下站着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防风夹克的穆卡巴拉监视人员。他目送加百列走进了楼门。
小楼的底层又阴又冷。一隻瘦弱的埃及猫瞪着空洞的眼睛，竖着大耳朵，在角落里向他低吼了两声，然后钻进墙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亚守卫穿着柠檬色的长袍，围着白头巾，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过了加百列手中那张名片。
“三楼。”他用英语说道。
楼梯尽头有两扇门。门的右边是一块铜牌子，写着“大卫·昆内尔——国际报”。加百列按响了门铃，一个苏丹小伙子马上把他请进了前厅。加百列用带着德国腔的英语和他交谈。
“怎么称呼您呢?”苏丹男孩问道。
“我叫约翰尼斯·肯普。”
“昆内尔知道您要来吗?”
“告诉他我是鲁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请稍等。我去看看昆内尔现在能不能见您。”
苏丹人消失在了两扇高高的门背后。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处那间咖啡馆的服务生端着一个银色的茶盘走了过来，茶盘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听到苏丹人回来了，便转过身去。“昆内尔现在可以见您。”
加百列走进的那个房间有点重回罗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应该从没打磨过，天花板线条上则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房间的两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着各类关于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的书籍。木质大书桌上堆着泛黄的报纸和没读过的信件。
房间里很暗，除了透过法式长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阳光，以及落在大卫·昆内尔的旧麂皮鞋上的一点光斑之外，整个屋子都是阴沉沉的。大卫·昆内尔放下手上那份今早发行的《艾布拉姆报》——政府办的日报，用阴郁的目光望着加百列。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牛津布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带肩章的深色夹克，稀疏的额发搭在布满血丝的眼睛前。他挠了挠下巴，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加百列在门口就闻到了浓浓的威士忌味。
“鲁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内尔阴沉的表情和他热情好客的语气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话是对着穆卡巴拉的“听众”说的，“海勒先生告诉我您会过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他混乱的书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亚维什给他的那张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来这儿度假的，”加百列说，“海勒建议我来找您。他说您会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开罗，他说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个好人，他最近怎么样?”
“和往常一样。”加百列回答说。
昆内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照片。
“我现在有点忙，但我想我可以帮帮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夹到了报纸里，“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最好在他们把暖气调高前离开这儿。”
“你的办公室被监听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林荫小路，路的两旁都是商铺和小贩。昆内尔停下来，欣赏着一卷血红色的埃及棉。
“有时候会，”他淡淡地说，“所有的文人都会被监视。埃及的治安机构这么庞大，肯定得干点什么。”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倒霉的穷酸英国老头，想在纸媒世界里混口饭吃。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让他们在搜查之后帮我把房间整理一下，他们倒是干得不错。”
昆内尔放下了手里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负责监视的人正懒洋洋地翻看着一隻阿拉伯铜质咖啡壶。
加百列跟上的时候，昆内尔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曾经是个明星，是伦敦一家重要报纸的通讯员，是那种会空降到某个热点新闻现场进行报导，然后在事件冷却、人们失去热情之前离开的人。但因为贪恋美酒和女人，他从事业的巅峰滑落了。后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时期来到以色列，认识了沙姆龙。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会上，沙姆龙经过一番打探之后发现了他的软肋——债务堆积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国人外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段犹太人的过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沙姆龙开始了他的游戏。他保证他们之间是合作关係——在沙姆龙看来，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他可以引诱或勒索的人。昆内尔利用他的阿拉伯资源向沙姆龙提供信息，偶尔还会帮沙姆龙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作为回报，昆内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