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线索是费拉提供的，”加百列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巴勒斯坦人向来如此。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损失和放逐里不能自拔，永远也逃不出来。”沙姆龙向前探了探身，手肘撑着膝头，“你确定想亲手让哈立德殉葬吗?我们可以找别人做这事。”
“我知道，”他说，“但我必须自己干。”
沙姆龙重重地嘆了口气。“如果你坚持的话。但这一次只能私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盯梢。哈立德再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了，只有你和他两个人。”
“这样很好。”
接下来是良久的沉默。他们看着一艘渔船缓慢地驶向太巴列。
“我有件事想问你。”加百列说。
“你想问D计划的事。”沙姆龙说，“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
“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痛苦里徘徊了太久，是时候了。”
他问了一周前在美吉多问伊莱·拉冯的问题：我们真的把他们赶走了吗?
“当然，”沙姆龙说，然后马上加了一句，“有几个地方，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们赶走的还不够。这是我们不明智的地方。”
“你是认真的吗，阿里?”
“听我解释。”他说，“历史让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联合国决定给我们一小块地方来建立国家。你要记住，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託管地已经建立了外约旦。百分之八十!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联合国给了我们一半——也就相当于託管地的百分之十，海滨平原和内格夫。但阿拉伯人依然不同意。想像一下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事情会怎样?如果他们在1937年皮尔委员会建议划分的时候点了头，事情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救几百万人。你的祖父母可能还活着，我的父母姐妹可能也还活着。但阿拉伯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说不。他们和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欢庆我们的灭绝。”
“所以我们就应该驱逐他们?”
“不，这不是我们驱逐他们的原因。他们被驱逐是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发动的战争的结果。联合国给我们的土地上有五十万犹太人和四十万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是我们的敌对力量，会毁掉我们。从独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泛阿拉伯军队会把我们作为侵略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开战，而且，我们没法两头同时应战。我们不能一边跟埃及人和约旦人打仗，另一边又要应付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的阿拉伯人。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沙姆龙看得出，加百列并没有被说服。
“告诉我，加百列。在你看来，如果阿拉伯人赢了，他们会仅仅让犹太人流亡国外吗?想想希伯伦吧。他们把犹太人带到市中心，砍了他们的头。他们袭击前往斯科普山的护送队医生和护士，把他们全杀了。为了保证没人能活下来，他们把车都用汽油烧了。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目标是把我们赶尽杀绝，让我们再也无力还击。现在他们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他们想杀光我们。”
加百列把费拉在去巴黎的路上说的话告诉了沙姆龙。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确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沙姆龙说。
“但当时真的执行了地毯式驱逐令吗?确实制定了种族清洗政策吗?”
“没有，”沙姆龙说，“到处都是证据。你在阿布·高什那边吃过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驱逐令，为什么那间餐厅还在那儿?在西加利利，为什么撒梅里亚没有了，但阿勒马克还在?因为阿布·高什和阿勒马克的村民没想把我们杀光。但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赶走，不让阿拉伯人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少数族群。”
“那样难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们失去了回来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约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把我们视为妖魔，视为不合法的那一群。为什么费拉·阿勒-塔马里的父亲这么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韦?为什么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那些和他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国家——不接受他?因为他们希望把他当作工具，质疑我们存在的权利。我就在这里，我活着，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我存在，当然，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他看着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这一切，我的眼神已经没以前那么锐利了。”
渔船的灯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龙突然倦了。“这里永远不可能太平，从来也没有太平过。自从我们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罗马人、亚玛力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敌人最终会放弃摧毁我们的美梦。现在我们为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付出了代价。没有公平的和平，没有和解的宽容。”
加百列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怎么回復总理?”
“告诉他我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