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所谓“雅致风格”的也许还是上海人的服饰。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华”证据的一个领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他们的全部体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的说法。但，所谓“穿在上海”，却并不在奢华，而在雅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华，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奢华。50年代后，奢华因为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繫而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雅致却因为事关大众而薪尽火传。虽然孙夫人也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一些穿惯了西装的人也不得不换上中山装，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较敏感的人都发现，即便是列宁装和中山装，上海生产製作的也有一种“上海味”。结果，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式样，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体面，在自己身上却显出了寒酸。秘密就在于上海的服装总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致，一种体现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经意流露出的、其实是十分考究的雅致。
其实，从“三反五反”到“十年动乱”，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坚忍顽强地守护着的，正是这一份雅致。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里，悄悄地瀰漫在街道上，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却又无可指责地体现在领头、袖口、裤脚、纽扣等细微末节上，或者体现在用小碟子盛菜、买两根针也要用纸包一下之类的鸡毛蒜皮上，不动声色却又坚韧不拔地维繫着这个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上海的另一种风格是开阔，正如北京的风格是大气。北京大气，上海开阔，这正是两地各有所长之处。北京的大气无疑来自它那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视天下、包容四海的气度。上海的开阔则因于它是一个建在长江入海口滩涂地带的“不设防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它好像一直对五湖四海敞开着门户，也一直在壮大着自己。欧风美丽吹拂着它，华夏文化也滋润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渊薮。事实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样，也是兼容并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北京兼容并包是因为它大气：堂堂京都，什么包不下？上海兼容并包则是因为它开阔：坦坦滩涂，什么进不来？同样，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纳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们嚮往北京，是因为欣赏它的大气；看好上海，则是因为喜欢它的开阔。儘管上海有许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狭窄的小市民，但这些人的小市民气并不能遮盖上海的开阔。上海的开阔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惟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量之多的移民，能随和地包容无法形容其内容之杂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恰恰因于其开阔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本质上有着开阔的品格，它才会在短短一百年间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阔是上海的品质，雅致是上海的情调，精明则是上海人的特征。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说是全国公认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讳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这个无比开阔的城市有了雅致的情调。开阔、雅致、精明，这大约就是上海和上海人 北京的品质则是大气，而它的情调则是醇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雅致的城市”。
广州的风格则是“生猛鲜活”，而广州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则又因为广州这个城市整个地就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广州可以说是“最市场化的城市”。同时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虽然可能还忙不过香港）。这个城市是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既忙于“搵食”和“炒更”，也忙于吃饭和饮茶。所以广州的街上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满满的，广州的酒楼也总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挤得满满的。不过，广州人忙则忙矣，却仍能忙里偷閒，饮茶茶肆，赏花花城。然而广州人再悠閒，也比不过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閒的城市”。成都悠閒，不仅因为它是物产极为丰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还因为成都人有一种洒脱的性格。一个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块钱花了九百，也不会着急，而会高兴地告诉你他还有一百。这就是洒脱 因为洒脱，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这才有了那份閒心。有閒，有趣，又有几个小钱，成都的茶馆里才会坐满了人。
比较一下成都、苏州和扬州，也许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县誌》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则谓苏州和成都，都是“中国地主文化的极至”（李天纲《上海和苏州》）。但在我看来，说苏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却只好算作“富裕中农一。苏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隐的官僚们营造的，成都文化的营造者却主要是介于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间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苏州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成都文化则除儒雅外还有些村野气。苏州多的是园林，成都多的是茶馆。苏州园林的风格是“精緻雅丽”，成都茶馆的风格则是“悠閒洒脱”。这也是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只要分别听听苏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说话，就不难看出两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苏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别”（苏州小，成都大）。
扬州文化则主要是盐商们营造的。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