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说话。中央不说话，我不能走。”习仲勋也提高了嗓门。
范民新看到眼前的情景，出于责任和感情，即出面与红卫兵交涉，要求先报告中央，待中央同意后再走。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任何正义、理性的声音都显得微弱乏力，只要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可以成为少数人肆意践踏法制、为所欲为的“通行证”。红卫兵拒绝了范民新的要求，执意要带走习仲勋。
习仲勋一看没有迴旋余地，表示愿意去西安接受群众批判。他从容地拿起一个手提布包，装上一双布鞋和老花镜，披上来洛阳时穿的黑呢子大衣，回过头来叮嘱范民新说，我走后你即向厂里和中央报告。
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勋戴上，推拥着他的一举一动。
西安，这座凝聚了千年历史烟云的古城，高高的城门楼、厚厚的城墙，刻下时代嬗变的缕缕印痕。儘管“文化大革命”闹得乌烟瘴气，但古城仍迎着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
习仲勋对这座城市太熟悉了。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腥风血雨中，年仅十四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在那里，他和九名战友与敌人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狱中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习仲勋率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进驻西安，接管政权。这时，他已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继而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这里，他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领导了西北地区新生政权建设、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他不敢相信在离开十五年后，竟然被一群红卫兵“押解”回来。在关押的房间，他看着阴暗的墙壁和门外游来转去的红卫兵“管教”，一阵孤独、悲愤、无奈的隋绪袭上心头。
但是，习仲勋像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对毛泽东始终十分信任，相信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即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并相信一切错误最终会得到毛泽东纠正。因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检讨自己。习仲勋思绪万千，有千万端心曲要向家乡人民诉说。然而，这时的他已失去了一切自由，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和摧残。十六年后，习仲勋对金日成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西安的红卫兵把我揪到西安去批斗，我那时已是‘死老虎’，但还是照样批斗。”
■被游街示众
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时，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先是《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接管”。随即，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强行夺取上海市所有的党政大权。由于这种做法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所以“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在上海的影响下，陕西省的造反派也紧随其后，掀起席捲全省的夺权恶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接着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游击队”也组成“夺权小组”，夺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章泽、萧纯等被迫交代问题，省委领导机构全面瘫痪。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区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停止工作，党员停止组织生活。
一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革命农民文革总会、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红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西安联络站等十九个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召开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刘澜涛、王林、赵守一、李启明、严克伦、舒同等胸前挂着“反党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会场，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们的双臂被身穿黄绿色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后，并强迫他们低头弯腰。高音喇叭不断鼓譟着，数万名狂热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习!”“打倒刘澜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声讨。批判会后，造反派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习仲勋在游街时受到“优待”，允许穿着那件黑呢子大衣。其他人则一律翻穿军用大衣，白里朝外。红卫兵还别出心裁地给舒同戴上纸做的官帽。他们要用这种恶作剧方式贬损批斗对象，却使游斗显得十分滑稽和荒唐。游行车辆行驶在西安大街上，凛冽的寒风把车上人的脸颊刺得阵阵发疼，车头上高音喇叭的吵闹声，像要击破耳膜似地呼叫个不停。造反派不时地把习仲勋等人的头往下压。就是在这次批判和游斗后，习仲勋开始头昏脑涨，两耳嗡嗡作响，右耳听力下降，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勋碰到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他非常敬仰赵伯平的为人，心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