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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布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们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公元1648年即大清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奠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很少见到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因此，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作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係，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係，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多种婚姻形式的满洲习俗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因此，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檔很奢侈的嗜好。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隻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的壮观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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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当时，朝鲜的姑娘们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轻易在和王室有关係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并且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多尔衮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山涉水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像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假如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预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