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係，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係。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若真的编在一个集子里，仿佛是两个人的文章合编成的什么'争鸣集'或者'辩论集'。他甚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怀疑，说这是我写的文章吗？我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来？浅薄呀浅薄，羞愧极了。有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你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还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就摇头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口头上拥护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气，说就因为你爸爸写过几篇批评改革负面现象的文章，你就这么认为你爸爸吗？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说爸你别整天思考这些严肃的事了，那是中央领导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没什么用的。他呢，又会反过来教训我，说拥护改革或者反对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参与也得参与的时代大戏。堂堂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岂能仅仅作壁上观吗？某些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听过他的几次演讲或报告的人，寄给他不少信。有的对他的某种观点进行批判，有的要和他进行公开商榷。而年轻人寄来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将他比作一个'二花脸'。说中国的'二花脸'已经太多了，奉劝他每次出门去演讲之前，首先应该对着镜子，将自己鼻樑上的标籤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个'改'，是'保'就描清楚一个'保'，别到时候现描。那些信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却又希望教会别人怎样心理坚韧起来。我劝他不要把那些信当成一回事，连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烧了。他不听，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该怎么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亲回过几封信，对那种尖酸刻薄、文字放肆无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套谁不会。都是无师自通的。倒也没谁纠缠不休，打上门来。可是如果父亲回信，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我劝他，把没写完的着作抓时间写完才对，何必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听，说对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是一有人请他，他又去演讲又去做报告。拦不住他。他说那么多人都把我当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了，我还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吗？他似乎觉得，全中国，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们。你简直没法向他说明，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