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朝北的房子，摆不开一张写字的桌子，常在暖气上垫块板儿炮製小说。那时所有到过我家的人，都祝愿我早日有乔迁之喜。现在我真的乔迁了，他们从前替我感到的忧愁，就变成有时令我特别担戴不起的羡慕了。我说我这个人从内心里讲，很愿意在各方各面都和大多数人的水平一样，一点儿也不愿特殊。特殊在今天就有被列入"另册"的可能。一旦被列入"另册"，很破坏活着的情绪。
他又问你到儿童电影製片厂是为了当官吧？我摇头说不是。
他又笑了。那种笑是很惹人生气的。似乎在说，瞧你又变得虚伪了。
别忘了，你可一向是一个用文字自我标榜坦诚并厌恶虚伪的人啊！我说真的不是。我说那时我预感到老父亲得了重病，作为一个儿子，我必须把老父亲接到北京，和我住一起，一尽孝心。而当时只有童影能为我解决房子问题。而我的老父亲一到北京，就被确诊为晚期胃癌。三个月后卧床不起，四个月后就在这一房间去世……
他仍那么笑着。他说中国文人，内心里其实都想当官。嘴上说不想当，那是假的。偏说为别的原因而当官，不过我仅仅是巧妙的说法。
我说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说当官，当各方面的官，也绝对的是一种职业的正派选择，只要能当个好官，是完全不必羞于承认的。
他笑出了声。笑罢，刻薄地说："你看，人一犯急，就说真话了吧？这是个规律。你也不例外。"我瞪着他，半天没说话。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狠狠扇他一个耳光。然后喝斥他滚。因为我不喜欢刻薄的人。生活中某些男人得意于自己的刻薄，如同不知怎么个美法的女人得意于她们的会飞媚眼。倘说幽默是一种机智是一种教养，而刻薄不过是从人的心灵的疤痕渗出的淤血。何况当时我还没有完全从父亲逝去的悲哀中解脱。在我的老父亲逝去的这一个我家的房间，他竟坚定不移地对我进行着抨击，这也太过分了啊！而更主要的，我不知怎样对待他才好，应付当然是虚伪。客气仍会被视为应付。坦诚他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