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理学家还是通过借用道家、佛家的理论，成功创立了新的儒家。儒学本来是治身的，你用它治世，有点太理想化。儒家讲一个人要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罪恶的可耻的，贪图物质享受，功名利禄，是可耻的罪恶的。很像欧洲文艺復兴之前，教会推行的禁欲主义，但推行禁慾的目的是让底下人禁慾，让你存天理灭人慾，上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皇上不能灭人慾，这叫为统治阶级服务。
儒家讲修齐治平之学，你这个人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非常了不起，问题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来制裁、约束我，完全靠我自身的约束力，不像欧洲人有法律，总统犯法也要办了。咱们这儿，当官的没人管你，要靠你自身的自制力，你作为官员应该是百姓的楷模。但也只是应该，实际上背地里干坏事还是没人知道。这么一来理学思想对于当时明清那个时代的中国，特别是对经济发展很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你说理学是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也不能这么讲。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人如果真的能克制自己的私慾，做到正心诚意，修齐治平，那对你身边的人和对全人类都有好处。民国的时候，中学的校歌是这么唱的：“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现在基本上没人关心这个了，家国天下谁关心?只顾自己高月薪。上大学的目的是为祖国?别开玩笑了，这么多年也就周总理说过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被某些人笑他愣。我说你们现在念书要好好念，将来才能报效国家，你们一定会乐，觉得我脑子飘拖鞋了。搞什么搞，读书还不是为自己，爸妈都这么教育，你好好念书，将来才能赚大钱。自己就更加现实，我读书就是为了招聘的时候人事部一拿到我的简历就掉下巴，明天你来上班，就为这个。人不能这么干，要都这么自私，人才就全出国不回来了，所以理学对今天并非一点积极意义没有，他还是教人要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志向，最终还是要为了天下。
这个时期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是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各个时期文学的代表。南唐后主李煜是五代时的词人。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分豪放和婉约，以婉约派为主。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词里面绝大多数属于婉约派。因为流行歌曲不就是生命与爱情两大永恆的主题嘛。唱爱国的也有，《北京欢迎你》，但那不占主流。词言情，诗言志。所以古人认为词为艷科，尤其很多婉约词，属于反动黄色歌曲。李煜的词很多也是这样的，他被宋军包围在南京，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包围的时候怎么解脱啊，整天填词。他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我不会打仗你就欺负我吧。“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看他就那么大点出息，垂泪对宫娥。祖宗江山毁在手里，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黎民百姓吗?当然，他的词比以前词人的词写得强多了，以前都是男男女女的事。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面提到李后主的时候说，词的意境乃大，由伶工之词，变成文人士大夫之词。他虽然也是亡国丧家，又是婉约，但是很有豪放的意识在里面，后来写成“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朝是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发达，最繁荣的时候。宋词的繁荣，一个原因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当中，词应该是适应市民需求的，也就是说跟后世的明清小说一样。词是通俗歌曲，它势必要适应市民的需要，市民就需要生命与爱情的永恆主题。当然人家这个通俗歌曲是通俗，今天的歌曲是俗、不通。
另一个原因是宋代的矛盾尖锐，宋词正好用来表现爱国精神，所以词在宋朝才能发展出豪放派。苏轼就是豪放派的创始人，诗是言志的，词是言情的，苏轼拓宽了词的路子，以诗入词。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意境和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差不多。其实李后主的时候，词的意境就大了，到苏轼就更了不起。跟他相对的是婉约派，主要代表是柳永，《雨霖铃》里“寒蝉凄切”那主儿。柳永本来已经考中了进士，宋仁宗一看他的名字，就问：“莫非填词之柳三变乎?”回答说正是，就把他一笔勾销了，名字边上批四个字：“且去填词。”你整天写这些淫词艷曲，让你做官有失朝廷的体面。柳永就更加放浪形骸，老子奉旨填词，最后贫病无医，还是妓女凑钱埋葬了他。过去老师行业供奉的祖师爷是孔圣人，练武的供关云长或岳鹏举，唱戏的供唐明皇，妓院里供柳永。
女词人李清照属于婉约派，成就很高。她正好经历了亡国丧家之痛，靖康之变，多年收藏的古董全都毁了，丈夫也去世了。所以她写的词都是“凄悽惨惨戚戚”的，令人不忍卒读。
辛弃疾是豪放派，所以豪放派又叫苏辛派。辛弃疾当年是北方抗金义军的领袖，带着一万多人投奔南宋，一曲《鹧鸪天》，令人唏嘘不已。“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也是毕生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