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一批新书，和一些偶然购进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保尔在旧书堆里找到意大利作家乔瓦尼约利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这本书花了他两夜时间。后来这本书被他放进另一个书橱，在高尔基的一部分著作旁边。他喜欢把最有意义且性质类似的书放在一起。
三个管理员不干涉他的这些调整，因为她们觉得这无所谓。
一件乍看似乎无关痛痒的事骤然间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和平。菲余，一个翅鼻头、一脸雀斑、反应迟钝的小伙子，是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他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枚昂贵的美国钻头，这是由于他的极不负责造成的，也许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要菲余在铁板上钻几个洞，被他回绝了。后来在工长的强制下他才开始钻。车间里有些人对霍多罗夫的过分要求深感头痛。他曾是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看不顺眼一些团员。不过他精通业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余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起来，便马上跑过来关掉了钻床。
“你在干什么，眼睛长哪儿了，还是昨天才来？！”他冲菲余大喊，因为这么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谁知道菲余开口就骂，还又开了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菲余没关钻床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来之前掩盖好一切，但等他回来时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开除菲余。团支部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而车间领导则坚持开除菲余。于是这件事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也就引起了团委会的内部纷争。
五个团委委员中有三个主张警告处分菲余，并将他调至他处，茨韦塔耶夫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认为菲余没错。
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屋里召开的。这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和几把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做的长凳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占了桌子后边的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位“脱产”干部，原本是锻工，因近四个月表现出色被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还当上了团区委和团省委的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做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一上任他就独掌大权，自以为是，什么都办又什么都办不了，而后又迁怒于其他领导人员，指责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好的。
这时他正在主持这场内部会议，他仰靠在那惟一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外边有人敲了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敲门声再度响起时油漆工卡秋莎打开了门，见是保尔，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
“保尔，这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