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法律，他看到了什么态度就保持什么态度，就永远不能算作对抗一个公正政府的人，如果他碰得上这样一个政府的话。
我离开森林理由充分，如同我进驻森林有充分的理由一样。也许对我来说似乎还有几种生活可以生活，我不用花更多的时间过这样的生活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遵循某一条路线走下去是多么容易，多么习以为常，为我们自己设置一套常规。我在那里住了不够一个星期，我的脚下就踩出了一条小道，从我的门口通向湖畔；尽管我走出那条小路之后过去五六年了，可是它依然清晰可辨。一点没错，我担心别人也走这条路，所以它就一直畅通无阻了。
地球的表面是柔软的，人们一踩就会出现痕迹；同样，人的心灵也会走出一条条小路的。不用说，世界的公路会被踩踏得多么尘土飞扬，传统和习惯又会形成多么深的壕沟吧！我不希望坐在船舱里旅行，宁愿站在世界的桅杆和甲板前面，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见月光倾泻在群山之间。我现在不希望到船舱下面去了。
通过我的试验，我起码明白了这点：倘若一个人信心满怀地朝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过上他想象的那种生活，那他会在平常的时光里获得意外的成功。他会把一些东西抛在身后，会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四海皆通的更加自由的新的法则会开始围绕他建立，在他内心建立起来；或者旧的法则会借机扩充，按照他的取向从更加自由的意义上得到新的解释，而他会享有更高的存在秩序的权利，好好生活。他把自己的生活越是简单化，宇宙的法则越会删繁就简，孤独将不会再孤独，贫穷将会不再贫穷，懦弱将不会再懦弱。倘若建立起空中楼阁，你的劳动不会白白丢失；楼阁应该在空中建立。现在要把各种基础夯实在它们的下面。
英国和美国提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要求，那就是你说话他们要能听得明白。人们生长也好，毒菌生长也好，都不是这样的。仿佛这样做很重要，他们听不懂别人就无法理解你了。仿佛大自然仅仅支持一种理解的秩序，不能够既养活鸟儿也养活四足动物，既养活飞禽也养活爬行动物，而“别出声”和“谁还出声”倒成了最好的英语，连光明镇都能听得见了。仿佛只有愚不可及才能保证安全。我主要担心我的表达也许还不够过火，也许没有游离我每天经历的狭隘局限很远，以便把我深信的真理表达清楚。什么过火！这要看你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下。迁徙的水牛到另一个纬度去寻找新的草场，不像喂奶时间的奶牛那么脾气大，奶牛一脚踢翻奶牛桶，跳过牛栏杆，紧追在它的小牛犊后面。我要求在某些没有条条框框的地方讲话；如同一个人在清醒的时刻，对着清醒的人讲话。因为我相信我做不到足够的夸大，为真实的表达打下良好的基础。有谁听到了一段音乐就担心会永远说话夸大其词吗？展望将来或者可能的前景，我们应该生活得相当轻松，表面含糊一些，在这个面上我们的轮廓应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如同我们的影子对着太阳会出现看不见的汗水一样。我们话语的挥发性真理应该不断地暴露沉积下来的现成说法的不确切性。它们的真实一会儿一个样子；只有真实的文字形式还保留着。表达我们的真理和虔诚的话语是没有界定的；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芳香四溢，如同乳香之于各种高级的本性。
为什么我们总是俯就到我们最无聊的感性认识程度，还赞美为常识呢？最普通的常识是睡觉的人的感觉，他们用喊声表达出来。有时，我们往往把偶尔聪明一次半次的人和半傻半精的人归为一类，因为我们只能欣赏他们的智力的三分之一。有人一旦早起床了，便会对朝霞吹毛求疵。我听人说，“他们宣称迦比尔[9]的诗歌具有四种不同的意义：幻觉、精神、知识和吠陀经文的通俗教义”；但是，在世界的这个地域，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允许一种以上的解释，那就贻人口实，让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了。英国想方设法防止土豆腐烂，难道不能够想方设法医治脑子进水吗？脑子进水涉及范围太大，也更要命啊。
我不是以为我修炼到了朦胧的地步，而是说倘若在这些书页里发现的重大问题不比瓦尔登湖冰面上更多，那么我便感到骄傲了。南方的客户反感湖冰的蓝色，以为颜色是泥浆造成的，可这恰恰是它纯洁的证明；他们喜欢剑桥的冰，白色的，可有草腥味儿。人们喜爱的纯洁如同笼罩大地的雾气，而不是雾气上方蓝色的太空。
有人在我们的耳边唠叨，说我们美国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相比，甚至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相比，在智力上都应该算作侏儒。但是，这种比较究竟有什么意思呢？一只活狗总比一只死狮子强得多吧。一个人不幸属于侏儒的群体，那他就只有去上吊的份儿吗？难道他不可以成为矬子里的将军吗？让每个人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干好，努力做好他应该干的事情吧。
为什么我们要迫不及待地争取成功，非干这些孤注一掷的事业不可呢？倘若一个人不能和他的同伴们保持同步，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不同的鼓点。让他踩着他听到的音乐走路，不管音乐的节拍是什么，有多远的距离。他是不是应该像苹果树或者橡树那样三年五载就长大成材，这不是重要的问题。他应该把他的春天变成夏天吗？倘若我们被创造的各种东西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能借以代替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