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冠球，《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企业管理》杂志，1994年第4期。
[2]沈太福的行为实质上是“地下私募”，当时由于宏观经济复苏，金融管控严厉，所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活动非常活跃，沈太福
显然不是开出融资利息最高的人。一个可以参照的集资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华为的任正非要开发万门数字程控系统而无法从银行贷到资
金，他便游说全国17个省市的电信局合资3900万元成立合资公司，他承诺每年的定额投资回报是33%。相关情节见1997年章。
[3]据王安在《25年》一书中披露，长城公司在媒体和官员公关上不遗余力，“据传，沈太福的红包攻势花费了3000万”。
[4]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目前每日平均出版60版左右，除
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5]1994年，无锡爆发邓斌集资案。1938年出生的邓斌人称“邓老太”，原为无锡无线电变压器厂工人，退休后创办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在
两年多里，她以合作经营丝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胶手套为由，开出60%的利息进行集资，集资总额达32.17亿元，涉案官员270多人，其中
包括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首钢总经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邓斌以受贿、贪污、投机倒把、挪用公款、行贿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6]“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20世纪90年代初，它突然成为中国、俄罗
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在中国，“三角债”其实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形成，1985年中央政府开始抽紧银根后，企业账户
上“应收而未收款”与“应付而未付款”的额度就大幅度上升。到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
地步。“三角债”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拖欠，大多数的国营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都面临收不到毛收入的问题，致使经济效
益好的企业因缺乏资金而难以扩展生产；巨额的未清偿的债务拖款使企业或不能进一步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难以申请到信贷；越来越多的企
业会陷入债务死扣之中，每一个企业既不愿意偿债，它的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此外，“三角债”还会造成经济信息的混乱：由于拖欠，流
动资金更显不足，在短期信用拆借市场与投资市场上，资金价格则易受黑市操纵；由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也面临被拖欠的问题，其利润也就
难以实现。结果，本来比较清晰的效益好的企业与效益差的企业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就整个经济而言，会反映成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7]刘仲藜在回忆录中说，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最后勉强同意1994年之后的中央财政还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而这一协议达成的时
候，1993年后4个月的财政数据尚未统计出，从而给了地方政府有意识增加后4个月的财政收入，以便1994年后多从中央财政获得财政返还空
间。事实正是如此，最终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的财政收入比1992年猛增将近50%。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比如，一个企业原来承包
了，补交税已经减免，现在叫他交税，把基数抬高，交了以后再私下返还。再比如，把死欠、积欠当基数。所谓死欠，就是哪个企业已经倒
闭了，从来没有缴过税，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款缴税把基数抬高。还有就是“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把明年的税在今年收了，把基
数抬得很高。
[8]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997年6月，国际金融狙击手终于在泰国撕开突破口，灾难发生。
[9]郑作时著，《希望永行：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10]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英文名称：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RC）。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的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2003年3月整合为商务部。
[11]黄亚生著，《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2]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
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一
制度在2005年之后才被改变。
[13]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为H股。当年有青岛啤酒、上
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