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最著名企业的海尔公司，他出台的第一条厂规是，在厂区内不准随地大小便。
[22]我们似乎可以用“周冠五模式”来描述国有企业当家人的命运轨迹：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周冠五当了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典
型，其风光荣耀一时无二。1995年，周冠五之子、首钢国际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卷入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案，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后来被判
处无期徒刑，周冠五退休。此后，首钢的改革效应日渐减退。
[23]海内外学者普遍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
式阶段。第二阶段（1993～2001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改革国有资
产管理新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阶段。
[24]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25]投机倒把，指“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欺诈手段谋取暴利”。在计划经济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对个人经济交易行为的限
制，因其定义边界含糊，所以有“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往里装”的说法。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1997年，《刑法》修订案中删除经济犯罪中的“投机倒把罪”。
[26]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就在大进制衣厂创办后的三个月，东南亚最大的毛纺制造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曹光彪在珠海创办了香洲毛纺厂，香港媒体在
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新概念。
[28]1963年，傅高义正式开始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当时，傅高义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只能在香港通过收集广东的各种官方报纸、
与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们交谈等方式收集素材，1969年撰写《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87年，傅高义受
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邀请，开始第二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实地调研。
[29]摘自舒婷创作于1980年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全诗内容为“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是你额上熏
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我
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在地面的花朵；——祖国呵！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
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30]冯平、袁泉，《中国商贩年广久》，《南风窗》，1999年06期。
[31]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45期。
[32]陈秉安、胡戈、梁兆松著，《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33]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页。
[34]《人啊，人》是戴厚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于1980年11月首次出版。
[35]大约一年后，人们才知道潘晓是纺织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袆的合名。黄晓菊只有初中文凭，在写出那封轰动一时的“潘晓
来信”后，她从纺织厂调进了出版社，随后又凭借自学考进一家科研所。但是，当科研所发现黄晓菊竟是潘晓后，便解聘了她。此时，曾是
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黄晓菊无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装摊主。80年代后期，她又南下独闯深圳淘金，后来成为拥有五家
店铺的小老板。而潘袆是一个身高1米9的大男孩，因潘晓出名后，他办了退学手续，开始四处流浪，他住过火车站候车室、自制窝棚、大楼
过道、立交桥底，在流浪乞讨两年后，他得到一份装卸工工作，每天扛上百个100多斤的大包，栖身在仓库。1984年，潘袆拿了货场的一块焊
锡，被以“盗窃罪”判处三年半徒刑。出狱后，潘袆生活无着，四处跳槽，一度还在一家人才网站当过“职业咨询”栏目的主持。
[36]杨继绳，《渤海2号翻沉真相》，写于1980年12月，发表于《新观察》1981年第一期。
[37]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企业名词。世界银行对乡镇企业（TVE）的定义是：被认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企业，既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
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其激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