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有条巷子叫青石巷，名字听着雅致，实则破旧得不成样子。
巷子深处有一栋三层小楼，外墙的水泥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一楼的防盗门掉了半边油漆，露出底下铁皮的本色。陆峥站在门口，按了按门铃。
没有反应。
他又按了一次，这次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是有人从床上爬起来。过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一张苍老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
“找谁？”
“周师傅，我叫陆峥，是《江城日报》的记者。”陆峥掏出记者证晃了晃，“想跟您聊几句，关于当年纺织厂的事。”
老人的眼睛浑浊，盯着记者证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看清了没有。但他听见“纺织厂”三个字时，眼神明显闪了一下。
“没什么好聊的。”他说着就要关门。
陆峥伸手挡住门，压低声音：“周德旺师傅，1998年江城纺织厂改制的时候，您是工作组的副组长。夏明远，您还记得吗？”
老人的手僵住了。
他盯着陆峥，浑浊的眼睛里突然多了些什么东西。恐惧？警惕？还是别的什么？陆峥分辨不清。
过了很久，老人往后退了一步，门缝开大了一点。
“进来吧。”
屋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电视机还开着，正在放一部老掉牙的电视剧。老人把电视关了，示意陆峥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则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骨节粗大，是干了一辈子体力活的手。
“你怎么知道我家？”他问。
陆峥没回答，反而打量了一圈屋子。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奖状，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落款是江城市纺织厂，时间是1995年。奖状旁边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人还很年轻，笑得灿烂。
“周师傅，您一个人住？”
“老伴走了五年了。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一趟。”老人说着，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点上，“你有什么事，直说吧。”
陆峥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从档案馆复印的，1998年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合影。他指着第三排左二的那个人：“夏明远，您还记得他吗？”
老人盯着照片，很久没有说话。
烟雾在昏暗的屋里缭绕，模糊了他的脸。等他把那根烟抽完，才哑着嗓子开口：“记得。怎么会不记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老人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这个词，“话不多，做事认真，认死理。当年工作组那么多人，就他一个天天往厂里跑，跟工人聊天，了解情况。我说你一个政策研究员，看材料就行了，跑什么跑。他说，周师傅，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不了解活人，怎么写得出活的材料？”
老人说着，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
“后来呢？”
“后来？后来他真写出了一份活的材料。”老人站起身，走到墙角的柜子前，翻了半天，找出一个铁盒子。他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递给陆峥。
“这是他当年借给我的，说是让我参考参考怎么写调研报告。后来他出事了，我没来得及还。再后来，就没人要了。”
陆峥接过笔记本，轻轻翻开。
扉页上是夏明远的签名，字迹清秀端正。再往后翻，是一页页密密麻麻的记录——纺织厂的车间分布、设备型号、工人数量、工资水平、甚至连食堂一顿饭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页的边角处，还有他用钢笔画的简图，标注着各种细节。
这不是一个政策研究员该写的材料。
这是一个卧底在收集情报。
陆峥翻到中间一页，目光突然停住了。那一页记录的不是纺织厂的情况，而是几个人名和电话号码。人名旁边，他用红笔打了个问号。
高天阳。
那个问号画得很重，笔尖几乎戳破了纸。
“这几个名字，他问过我。”老人凑过来看了一眼，“我说不认识，他就没再问。但我知道，他在查什么。”
“查什么？”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重新坐回小板凳上，又点了一根烟。
“那时候，纺织厂改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上面说要引进外资，说是港资企业想跟咱们合作。一开始大家都高兴，觉得厂子有救了。但后来，有人发现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
“那个港资企业，条件给得太好了。”老人眯着眼睛，像是在回忆，“设备更新，资金注入，工人全部留用，工资翻倍。这么好的条件，谁信？我干了三十年工厂，就没见过天上掉馅饼的事。”
他顿了顿，吸了一口烟。
“夏明远也不信。他悄悄去查那家企业的背景，发现他们在内地转了好几个城市，每次都是谈得热热闹闹，最后不了了之。他想往上汇报，但上面有人拦着。”
“谁拦着？”
老人摇摇头：“不知道。但他那几天很紧张，晚上不敢回家，在厂里打地铺。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周师傅，这事儿不对劲，我可能被人盯上了。”
陆峥的手指收紧了一些。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说他要出趟差，去省里汇报。我说行，早去早回。他就走了。”老人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再后来，就没回来。”
“您没问过？”
“问过。”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我问工作组的人，他们说不清楚。我问上面的人，他们说调走了。我问公安，他们说没接到报案。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陆峥沉默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