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假，够不够？”
他说话干脆利落，带着老领导的关切。
阳光明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眼下一片青黑，但眼神还算清明。
他感激地点点头：“谢谢赵书记。两天……应该够了。厂里的事……”
“厂里的事有其他人顶着，你尽管放心。”
赵国栋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话里却都是关心，“家里遇到这么大的坎，厂里就是你的后盾。需要什么帮助，随时跟我说。代我向你的家人表示慰问。”
“谢谢书记关心。”
阳光明再次道谢，没有多余的客套话，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赵国栋的爽快和体恤，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丝。
走廊里，早起的广播体操音乐隐约传来，带着一种日常生活的节奏感，与他此刻的心情格格不入。
当他赶到王家所在的石库门时，已近上午九点。
眼前的景象比昨晚自己家的天井，还要更加拥挤和压抑。
小小的天井里挤满了人。
有穿着东方机械厂深蓝色工装的工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脸上带着哀戚；
有王家的远亲近邻，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中年妇女，或坐或站，抹着眼泪；
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街道干部模样的人，正和王家一个主事的长辈在角落低声说着什么。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悲恸、压抑，还有劣质香烟和线香混合的味道。
屋子里更是人满为患。
低矮的堂屋设了个简单的灵堂，王建军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摆在正中，镜框上披着黑纱。
照片上的他憨厚地笑着，眼神朴实，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
照片前点着几支白蜡烛，香炉里插着几柱香，青烟袅袅升起。
王建军的母亲王氏靠坐在里屋的床上，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目光呆滞地望着虚空，嘴里无意识地发出微弱的呻吟。
几个女眷围着她，不停地劝慰、递水，但收效甚微。
阳香兰坐在外屋靠墙的一张旧藤椅上，怀里紧紧抱着才满月、裹在襁褓里的小儿子。
三岁的女儿红红怯生生地依偎在她腿边，小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裤腿，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爸爸的照片为什么挂在那里。
香兰的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像，对周围的嘈杂充耳不闻，目光空洞地望着某个地方。
张秀英和李桂花一左一右守着她。
张秀英紧紧握着女儿冰凉的手，试图传递一点力量；李桂花则时不时低声哄着红红，递给她一小块饼干。
阳永康和阳光辉站在屋子角落，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们的脸色同样凝重疲惫，像两尊沉默的石像。
他们看到阳光明挤进来，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眼神示意他过去。
在这个以王家为主场的治丧场面里，阳家父子三人更像是一种沉默的背景，一种对香兰无声的支持力量。
具体的事务，无论是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还是准备丧葬用品、登记人情簿，都有王家本家和厂里派来帮忙的工人、工会干部在忙碌，确实插不上手。
阳光明默默地站到父亲和大哥身边，低声问：“厂里……还没来人？”他的目光扫过拥挤的屋子。
阳永康摇摇头，吸了一口烟，声音沙哑：“说好九点，还没到。”
他看了一眼灵堂上儿子那凝固的笑容，眼神痛楚地闭了闭，将烟头在旁边的搪瓷缸里摁灭。
时间在压抑的等待中一分一秒过去。香烟味、汗味、线香味混合着，让人有些透不过气。
十点多，天井里传来一阵明显的骚动。
有人喊了一声：“厂里领导来了！”
只见马向文副厂长走在最前面。
他今天换了一身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神情肃穆。
他身后跟着几个人：戴着眼镜的工会领导、三车间的王主任、一脸严肃的安全科孙科长，还有一个人的出现让阳光明目光微微一凝——人事科科长唐建宏。
他们穿过天井拥挤的人群，径直走进堂屋。屋内的嘈杂声瞬间低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
马向文先是走到灵堂前，对着王建军的遗像，深深地、极其标准地鞠了三个躬。
他身后的厂干部也跟着鞠躬。
随后，马向文转向王建军的父亲王师傅和里屋的方向，声音沉重而清晰地表达了厂党委、厂委会对王建军同志因公牺牲的沉痛哀悼，以及对家属的深切慰问。
工会领导也代表工会表达了关怀，说了一些套话。
例行公事的慰问结束后，马向文环视了一下屋内，目光在阳家父子和王师傅的身上短暂停留了一下，然后说道：
“王师傅，阳师傅，关于王建军同志的身后抚恤事宜，厂里经过初步研究，有了一个方案。
我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详细跟几位家属代表沟通一下？”
他的语气带着商量的口吻，但态度是明确的。
王师傅抹了把脸，强打起精神，点点头。他看了一眼里屋精神崩溃的妻子和失魂落魄的儿媳，明白她们无力参与。
阳永康也沉声道：“好。”
最终，王师傅、阳永康、阳光明、阳光辉，加上厂里的马向文、工会领导、王主任、孙科长和唐建宏，一行人转移到王家旁边一间暂时腾空的小房间里。
房间狭小，只摆着一张旧桌子和几条板凳。
气氛比外面更加凝重，空气仿佛凝固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马向文作为主谈人，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沉稳而带着官方的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