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不容易！”
他由衷地赞叹。
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何其珍贵，推荐和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陈卫红一个女知青，能在偏远的他乡脱颖而出，其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
周围的邻居们也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夸赞起来。
“卫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肯吃苦！”
“是啊，下乡插队多苦啊，她能坚持下来，还能考上大学，真是给咱们弄堂争光了！”
“工业大学的大学生啊！以后毕业了就是工程师，是国家的人才！了不得！”
陈卫红的父亲陈乐安，穿着那身似乎永远也洗不净油污的深蓝色工装，站在女儿身后，黝黑的脸上满是憨厚而又难以掩饰的骄傲笑容。
他搓着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激动得只是连连点头，嘴唇嚅动了几下，却没能说出什么完整的话来，但那咧开的嘴角和眼角的湿润，已说明了一切。
陈阿婆更是被孙媳张春芳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笑得合不拢嘴，浑浊的老眼里泪光闪烁，嘴里反复念叨着：“好，好，好……咱们家……咱们家也出大学生了……祖宗保佑啊……”
天井里洋溢着一种朴素的、与有荣焉的喜庆气氛，仿佛陈卫红的成功，也是整个弄堂的荣耀。
阳光明拉着陈卫红重新坐下，自己也找了张小凳子坐在旁边，饶有兴致地问道：“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说这名额特别难拿，你是怎么争取到的？”
这也是所有邻居都关心的问题，大家顿时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陈卫红身上，连在自家灶披间门口张望的何彩云，也竖起了耳朵。
陈卫红捋了捋额前被汗水濡湿的碎发，神情平静地开始讲述，语气不疾不徐，没有抱怨，也没有夸张的渲染，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平常事：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到了地方之后，想着既然去了，就得踏踏实实干活，不能怕苦怕累，给家里人丢脸，也给咱们魔都知青丢脸。”
“我们插队的那个寨子，在云南的大山沟里，是个两千多人的大寨子，算是当地规模比较大的，在我们公社是第一大村。条件嘛，确实很艰苦。刚去的时候，我什么农活都不会，连锄头都拿不稳，闹了不少笑话，手上、脚上全是水泡，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后来就慢慢跟着老乡们学，一起出工，翻地，除草，砍柴，喂猪，什么活都干。
农忙时节，天不亮就要起床，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能收工，回到知青点，累得连话都不想多说，倒在用木板搭的床上就能睡着。
吃的也差，经常是苞谷糊糊就着一点咸菜疙瘩，油星子都难得见到一点，肚子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
邻居们听得入神，脸上露出同情和感慨的神色。
虽然大家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关于下乡知青的艰苦，多少都有所耳闻。
“那……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抱怨过命运不公？”冯师母轻声问道，眼神里带着长辈特有的怜惜。
陈卫红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近乎苦涩的笑意：“怎么会没想过呢？偷偷哭过鼻子，也迷茫过，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特别是收到家里来信，听说弄堂里谁谁谁顶班进厂了，谁谁谁又找到门路留在城里了，心里就更不是滋味，觉得落差特别大。”
“但是。”
她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坚定起来，“看看寨子里的老乡们，他们祖祖辈辈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日头出来就下地，日头落了才归家，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辛苦下来，也未必能吃上几顿饱饭，能扯上一身没有补丁的新衣裳。
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知青虽然苦，但起码还有个盼头，期待着总有一日政策可能会变，我们还能回城。
这么一想，心里也就慢慢平衡了，甚至觉得，比起他们，我们还算幸运的。”
她的话语朴实无华，却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和难得的豁达。
“后来，我就想通了。既然时代把我们推到了那里，怨天尤人没有用，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不能让人看扁了，说魔都来的姑娘娇气。
我不怕出力，干什么活都抢在前面，也肯动脑筋，学着怎么干活更省力、更有效率。
慢慢地，就跟寨子里的老乡们处熟了。他们都说我这个魔都姑娘，不娇气，能吃苦，心眼实在。”
说到这里，陈卫红的眼角有点湿润。
阳光明理解她此时的感触，她说的虽然平淡，但她一个城里姑娘，能够赢得老乡的尊重，不知道背后吃了多少苦。
陈卫红继续讲述：“再后来，公社里开始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名额。我们寨子大，劳动力多，在生产公社里说话有些分量，几乎每年都能分到一个名额。
去年的名额，给了寨子里一个表现特别好的本地后生。
今年上面有了新精神，说要适当照顾知青，村里今年的名额最好优先考虑知青。
寨子里就我和另外一个从北方来的男知青，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符合推荐条件。”
听到这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知道故事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那个男知青是河北人，干活也特别舍得力气，为人豪爽，表现一点也不比我差。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没底，觉得希望不大，已经做好了继续扎根农村的准备。”
陈卫红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当时等待结果时的紧张心情，“后来，大队和公社组织了评议，我们俩的表现都得到了肯定，可以说是难分伯仲。但最后定名额的时候，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