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数字推演，双方最终达成共识，采纳了一种更具激励性和公平性的阶梯式抽成方案，并且明确约定，按单项专利单独计算佣金。
最终敲定的具体条款为：
·单项专利产生的授权、许可或买断收入，在一百万美元以内（含一百万美元）的部分，佣金比例为百分之十二。
这样的高比例佣金，保证了代理人在促成中小额交易时，能获得相对丰厚的回报，足以覆盖其基础成本和精力投入。
·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在五百万美元以内（含五百万美元）的部分，佣金比例降至百分之十。
这意味着当交易额突破百万门槛后，代理人虽然比例降低，但因其基数增大，绝对佣金额仍在快速增长，同时委托方开始保留更大份额的增量收益。
·收入超过五百万美元的部分，佣金比例进一步降至百分之八。
如果能够冲击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巨额交易，即使比例降至百分之八，但面对可能高达千万甚至更多的交易额，代理人的佣金依然将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足以让双方都满意。
这种精巧的阶梯式设计，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它既保证了代理人在促成小额交易时能有合理且吸引人的回报，避免了因其价值较低而缺乏动力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能够激励委托方在大额乃至巨额交易上投入最顶尖的资源、智慧和努力。
因为，即使比例随层级降低，其绝对佣金数额也会随着交易总额的攀升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同时，委托方也能在专利价值得到极致兑现时，享受到收益分配向自身倾斜的红利。
“很合理且富有远见的方案。”
拉尔森律师在仔细推敲了每一个数字和层级后，最终表示认可，眼中甚至闪过赞赏。
他欣赏这种基于逻辑和长期利益的合作结构。
“这确保了在任何一个交易量级上，我们的利益都是高度一致的，共同追求更高的交易价格。我想，这会是一个双赢的模型。”
阳光明也点头同意，“合作共赢，始终是我们一切合作的基础，我相信这个结构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大的原则和核心利益分配机制确定后，剩下的细节条款磋商，就在一种相对高效和务实的气氛中逐一展开。
双方就代理权限的具体范围、定期的报告机制、以及相关费用的分担原则等，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记录。
拉尔森律师的助理团队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效率，很快便根据讨论结果，准备好了一份规范严谨的非独家代理协议草案。
双方又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逐条审阅、微调措辞，确保每一条权利义务都表述清晰、无歧义，能够经得起时间和潜在风险的考验。
最终，在会议室柔和的灯光下，阳光明和欧内斯特·拉尔森律师分别在那份象征着全新合作模式开启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合作愉快，阳先生。”拉尔森律师再次向阳光明伸出手，这次握手的力度似乎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显郑重和有力。
“我会立即启动工作，优先筛选清单中我认为最具市场爆发潜力的几个项目，开始定向接触一些我认为最合适的潜在合作伙伴。毕竟时间不等人。”
“合作愉快，拉尔森先生。我期待能尽快听到你的好消息。”阳光明回应着对方的握手，语气中充满了信任与期待。
离开拉尔森律师事务所那栋颇具现代感的大楼，阳光明并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没有时间去细细品味与一位强大盟友达成重要合作的喜悦。
他深知“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这条商业铁律，尤其是在专利商业化运作这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上。
拉尔森律师固然专业、人脉广泛，但其主要活动范围和法律服务背景，可能更偏向于硅谷的科技公司生态系统和风险投资圈子。
而他手中的专利清单，如同一个琳琅满目的工具箱，里面许多物品，特别是那些日常消费品类，其潜在买家可能遍布于更传统的制造业、消费品巨头乃至航空运输等完全不同的领域。
他需要一个覆盖面更广、更多元化的推广网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阳光明化身为一名高效的信息猎手。
他充分利用了斯坦福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那里不仅有海量的学术期刊，还有详尽的行业报告、公司名录和商业数据库。
同时，他也通过初步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间接获取一些内部视角的行业信息和推荐。
他像筛选宝石一样，主动搜寻并初步联系了另外三人。
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乃至全美范围内，都是小有名气且专注领域各异的“专利掮客”或小型技术转移中介公司的掌舵人。
这几位专业人士的背景确实各异，形成了有趣的互补：
·一位名叫马克·詹宁斯的中年人，此前曾在一家大型日用消费品公司担任过研发部门主管，后来独立创业，专注于消费品领域的技术转让和专利许可，对宝洁、联合利华、可口可乐、百事等巨头的需求和技术偏好有深入了解。
·另一位是名为“技术桥梁”的小型中介公司，由两位前企业并购律师创办，他们与东海岸的一些传统工业集团、家族式企业有密切联系，擅长处理那些技术并非顶尖但实用性极强、能直接改善生产工艺或产品的专利。
·第三位则是一位名叫陈威廉的华裔专业人士，据说与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和新兴的韩国工业界有着一些独特的联系渠道，专注于将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