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感动的泪水，而是混合了多年积压的委屈、无处宣泄的愤怒、被触及内心最敏感、最脆弱角落的激动，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被“施舍”的屈辱感。
“不……我不去！”
她用力地摇头，声音因为哽咽而断断续续，却带着一种异常的近乎固执的坚决，“阳建雄是阳建雄，我是我！早就桥归桥路归路了！
老太太和珊珊的户口能迁过去，我绝不反对，她们能脱离这苦海，过上好日子，我巴不得！我举双手赞成！
但我自己，绝对不沾他阳建雄的任何光！绝不让他看我的笑话！
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我觉得在农村挺好！穷死、饿死我也不去求他！不踏他那个门槛！”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仿佛要用这声音筑起一道捍卫自己最后尊严的壁垒。
她的反应，早在田玉柱的预料之中。
他太了解这个大姐了，性子刚烈如火，宁折不弯，宁可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绝不会向那个曾经“抛弃”了她们母子的男人低头，接受他那看似“施舍”的帮助。
这关乎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被辜负了的妻子的最后尊严。
田玉柱没有急着反驳，也没有劝解，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一直沉默不语，但眼神始终关注着母亲的外甥阳光明，语气变得异常沉重，充满了情感的力量：
“大姐，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把门关死。
你也知道光明以前是啥态度，因为他爸妈离婚的事，对他爹意见极大，心里憋着一股火，几乎到了形同陌路、不愿提及、甚至憎恨的地步！这个，你是最清楚的！
阳建雄后来或许是想弥补，单独给他写过不少信，寄过一些钱和东西，他都是怎么做的？原封不动地扔在一边，或是让你直接退回，更别提主动联系他了！
这孩子心里的疙瘩，结得比谁都深，比谁都硬！”
田玉芬和秦兰英闻言，都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阳光明。
是啊，她们都知道这孩子以前有多倔，对父亲阳建雄的怨气有多重。那是少年人心底最直接、最无法化解的恨意。
田玉柱继续讲述，声音里充满了对外甥的赞赏和一种引导性的劝解：
“可你看现在，他为了啥？他为了谁？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在京都有学上，有前程，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些，或者只顾着把你和奶奶接去短期照顾一下。
可他这么做，是为了你，为了奶奶能安享晚年，为了珊珊能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机会，为了这个家能有个更好的更稳定的奔头！
他愿意放下心里积存了这么多年的芥蒂，主动去开这个口，去面对那个他曾经怨恨的父亲，去跟他打交道，甚至……甚至是去‘求’他办事！
大姐，你想想，这对光明来说，容易吗？他得迈过多大的一道坎？做出多大的牺牲和让步？”
他语重心长地，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敲打着田玉芬的心扉：
“这说明啥？说明光明长大了，成熟了！他知道什么事该争，该怎么争，知道权衡利弊，知道为了更重要的目标，有时候需要暂时放下一些个人的情绪，放下一些所谓的面子和骨气！
一个人的骨气固然重要，但孩子的未来前途更重要啊！
咱不能因为上一辈的恩怨，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
他趁热打铁，描绘着那个更具诱惑力的未来图景：“你再想想，以后要是真去了城里，落了脚，珊珊就能在城里的学校读书，城里的老师都是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教的好，学习环境也好，不用像村里小学这样，一个老师教好几个年级。
说不定珊珊将来也能像她哥一样，用功读书，考上大学，有个好前程！飞出这片黄土地！
可要是因为咱大人心里这点解不开的疙瘩，因为赌这一口气，把孩子的前途给耽误了，将来后悔也晚了啊！
那时候，咱哭都找不着调门！”
这番话，像一把沉重而精准的锤子，一下一下，重重地敲在田玉芬那颗被苦难包裹、却又无比柔软的心上。
她一个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委屈，都能咬牙承受，她可以不要任何人的怜悯和帮助，独自撑起这个家。
可一旦涉及到孩子的前途，涉及到女儿珊珊和儿子光明的未来，她那颗坚硬的心便开始动摇了，犹豫了。
她不由自主地再次看向西屋门口，女儿阳珊珊似乎隐约听懂了些什么，探出头来，睁着乌溜溜、清澈无比的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脸上带着一丝懵懂。
女儿那纯净的眼神，像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拂过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着，但内心早已波澜起伏的老太太秦兰英开口了。
在她传统的观念当中，千错万错，都是自己儿子的错。
离婚本就亏待了儿媳妇，如今给予补偿是天经地义。
当时离婚的时候没考虑的更多，是因为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也想不到这么长远的事情。
在五五年之前，像阳建雄这样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并没有工资，生活所需都是按需分配，然后有金额很少的补贴。
如果一家人都搬去京都，重新安家的话，会额外需要一大笔钱，对于没有积蓄的普通人家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解放后，很多干部都没有把家人接进京都，就是因为有实际困难。家中没有积蓄，不以权谋私的话，现实中有很多困难。
但现在，家里不缺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如果全家人搬进京都的话，所差的只是给儿媳妇安排一个正式工作。